【方子说往事】 发生在雷铎先生与我之间的故事

初次 认识澳大利亚移民部部长雷铎先生（Mr. Philip Ruddock）是在1992年3月，当时我作为中国公民（所谓的“留学生”）之一在台湾报人苏英芬女士主持的《我要留下来》的对话会上与雷铎先生“对话”，那时他还是在野党（自由党）的影子移民部长。

        我把站长叔叔Mr. Stan Woodbury(澳洲人时任悉尼中央火车站站长）叫上，我收集了100多个澳洲公民支持中国公民永居的签名，对话中，当雷铎先生说：澳洲人民不会同意中国留学生整体永居澳洲，必须个案审理（ case by case), 不合条件的人应返回中国，澳洲 站长叔叔发言说：“我是澳洲公民，我支持中国留学生永居澳洲。”我随即展示了100多名澳洲公民赞同中国留学生永居澳洲的签名。

我们这种以澳洲人的方式有理有据的“对话”给雷铎先生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他就感觉我与其它中国留学生不同（实际上那时候我已经通过婚姻理由取得了永居身份并且在澳洲叔叔的帮助下端上了“澳洲铁饭碗”，在纽省铁路局工作）。雷铎先生对我说：“象你这样能够融入澳洲社会的人是澳洲所需要的。”

在接下来的1993年澳洲联邦大选前夕，我们开始与自由党影子移民部长雷铎拉近关系，通过纽省上议员何沈慧霞的引荐，我们在悉尼唐人街中餐馆开餐会招待他并向自由党捐款。在与雷铎部长的交往中，我发现他很讲原则，以国家利益为重，光明磊落。不象我接待的某个国会议员那样往往为了自己的私利或一党的利益置国家利益而不顾，在国会里胡搅。

  后来由于雷铎部长对非法移民的态度强硬，引起少数民族社区和一些“做善事”的组织的攻击，大赦国际与他切割，甚至他的女儿也公开反对他。实际上，雷铎部长对中国公民很好，虽然他曾经坚持“个案审理”，当工党提出“整体永居”时他并没有反对，而且他当上移民部长后又对中国公民网开一面，解决了中国公民在澳争取永居最后一批约8000多人的永居。

从1995年至1997年两年时间里，我仍然带领一群中国公民以“集体官司”的方式状告移民部，并以参加集体官司为由获得“过桥签证“使数百人由“黑民变白“，合法打工、等待最后的结局。移民部想出一个办法：由于申请人道保护的人太多（世界各国人民在澳申请人道保护签证的有2万多人）“个案审理”费时费力（人手不足，花费太大）加上移民部要面对“集体诉讼”，法庭一再延期、久而未决，给这批人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压力，因此决定给予这批人一个特殊类别：613签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均可申请。这就是自由党的移民部长的过人之处，既帮助中国公民解决了永居身份，又未引起其它民族社区的反弹和媒体的批评。实际上2万多人中我们中国公民占了8000多。其它社区的人碰见我时说：你们中国人太厉害了。

 当时的我与华人社区的领导人有很多的交往，又与华文媒体有直接的联系，对移民事务有所研究，与移民部长以各种方式交换意见较多。

 1999年初，澳洲出现反亚闹剧，一些中国公民在申请来澳大利亚的过程中受到许多不公正对待。

 例如：一位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到达澳洲时莫名其妙地被关进拘留中心，原来他在得到签证后又被取消了，他本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澳大利亚，结果被拘留了。

 又如：有人向我抱怨说，他的朋友在国内确实是公司老板要申请来澳大利亚作短期访问。澳大利亚大使馆的中方雇员在作调查时打电话到公司问：“你们的老板是否要去澳大利亚？”接电话的女职员不清楚这个情况便回答说：“不知道。”于是该老板的签证申请就被拒了。还有很多中国留学生获得永居后家庭团聚、父母探亲难获签证的案例。

  我为此向移民部长雷铎先生提出一些解决方案。移民部长请我去他在悉尼的办公室谈这些问题，他说有很多问题和困难，并建议我去中国了解情况。我说：“我自己去，澳大利亚大使馆不会理我。”于是他给我写了两封介绍信，让我去与上海和北京的澳洲领使馆的移民官会谈。

由于部长在介绍信中只说我是他在悉尼华人社区的熟人，希望他们接受我的拜访，上海和北京的移民官以为我是去找碴的，就先发制人，叫助手准备了很多中国申请者的假材料，比如：彩印的同一公司的介绍，但一份公司地址在北方，而另一份公司地址又在南方。同样的内容可是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的照片是不同的人。移民官认为在审理时要验证材料的真实性很困难。

我讲了华人社区对他们的不满，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在中国建立一个由澳洲公民主理的对申请材料进行调查认证的连锁机构，为他们减压（此建议后来演变成给中国国内的代理机构以配额，代理机构向申请人收保证金，如果申请人到澳大利亚后跑了， 代理机构就失去一个配额，却可以没收大约7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

  回到澳大利亚后，我给移民部长递交了考察报告，并在华人媒体上宣传考察结果，以消除华人社区对移民部的误解。后来移民部对父母团聚移民采取了收4万澳币不用排队（而且10年不能领社会福利金）的政策。有钱的人高兴（我女儿就交了4万澳元，为她妈妈办了永居签证），没钱的人就怪我给移民部出了“馊主意”，真是冤枉了我，我没有给移民部出这个主意，我只建议移民部想办法加快发放父母签证的速度。

澳洲移民部长给普通公民开出两封介绍信去中国“执行公务”，此举在世界各国中都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两封信可帮了我的大忙；回国签证很快就批了，国内国安公安对我很客气；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想投资做移民生意，对我高看一眼，导致他于1999年底来悉尼请我回重庆工作，口头承诺“回重庆工作三年后给我三百万澳元回澳洲竞选议员（当然他赖帐了对我说：“我记不得了”，可是我记得，所以我正在追债，此故事很精采，敬请期待）。

         （中间照片是他的父亲曾经也担任过Hornsby 市长）

 再次见到雷铎先生是24年后的2022年5月29日，我在悉尼世界广场的Silk Coffee & Restaurant 为他办了一个餐会，感谢他给中国留学生的帮助。会上我向他献上两束鲜花（本来我想捐$2000，他说现在规定收礼不能超过$50，两束花$40，正好带回家让夫人高兴）他又在曾经给我开的介绍信上再次签名，五份复印件分给在场的媒体成为文化珍品珍藏。

如今雷铎先生已是79岁高龄，但仍然任自由党新州主席和Hornsby市长，会后我陪他去停车场取车，他驾车载我返回餐馆。我问他为什么79岁了还自己开车? 他说：“如果你见到我的叔叔（Uncle）会更加吃惊，他102岁了还自己开车。”

 我说：“我一定要采访你的Uncle。”

现在雷铎先生成为了我的私人政治导师Private Mentor. 他将引导我参加2025年联邦大选， 目标是成为联邦参议员。他说：“在澳洲，华人虽说有100多万，本来可以至少选出一个联邦独立参议员，但是华人很不团结。你岀去拉选票，我估计他们中很多人不会投票给你。华人独立参政是非常困难的，你一定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你需要建立一个300人的助选团队，每天努力去宣传，才有可能。”

我说：“我的政策好呀。大学教育免费；取消停车罚款（世界首例). ”他说：你努力去做吧，只要做得好，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请你。我问他：1999年你为什么要给我开介绍信？你不怕我用你的信去骗人吗？他说：我只信任我认为值得我信任的人。

 为报知遇之恩，我则想帮他把Hornsby 建成“世界智慧之都”。

  我与“澳洲国会之父”，前移民部部长、前司法部部长、菲利普.雷铎市长的这段奇缘佳话，将鼓励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争取为人类做出大贡献”。雷铎先生已功成名就了（还活着就有人以他的姓名命名了一个公园Philip Ruddock Water Playground, Dundas, Parramatta NSW)

  四万中国留学生从1993年至1997年全部在澳获得永久居留，然后一轰而散：夫妻子女团聚、父母移民，至今总人数达到20万以上，可是都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很多人羞于承认当年来澳“洋插队“的经历；更有人攻击我们是“吃人血馒头”。其实我们仅仅想在自由民主的澳洲过无后顾之忧的和平生活而已。

 今年是40千永居澳洲30年，本想搞个餐会纪念一下，邀请恩人们出场接受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因苦于人力不足，似乎办不起来。如果仍然有前中国留学生具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情怀，共襄盛举，我仍然愿意操办“中国留学生40千永居澳洲30周年庆典”。有意参与或赞助者请发姓名到我的手机0423047048，我们将根据参加的人数决定是否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