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讲到，明亡的深层原因不是由单独哪一个皇帝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功臣走得早晚决定的。全面来看，明末最大的问题是：
财政压力、农民起义、辽东边患、天灾、民怨、党争、宦官。
先以财政为例，早在嘉靖年间的耗资就已相当庞大，而且很多开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军费要钱，贪污要钱，炼丹要钱，入不敷出，于是层层摊派，官与民皆压力巨大。海瑞当年有句评论相当经典：“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后来万历年间军费开支也大，万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鲜、平播州，虽然均取得胜利，但给晚明财政困难造成重大影响。到万历晚期时，明军与后金之间爆发了一场著名战役——萨尔浒之战，明军不仅惨败，而且从此辽东战争不断，在后金的铁骑进攻下，明朝的军费支出成为巨大负担，后来又增派辽饷。辽东战事的负担不仅是政府的负担，而且会加到百姓身上，更进一步加剧民不聊生的状况。
明末出现的这些危机都是相互联系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譬如在辽东前线屡战屡败，在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前明军没有一次打败后金军。官僚腐败无能，不能早日平息边患，政府就要一直在辽事上花钱，粮饷要从百姓身上出，再加上西北地区从天启中叶起就连年大旱等天灾因素，农民在多重压力下被逼反。为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年间朝廷又增派剿饷，再度加重百姓负担。为抵御满清侵略，明朝名义上说要训练边兵，所以又加派练饷。辽饷、剿饷与练饷合称为“三饷”，明朝到最后民怨四起，与这三饷带来的重压密不可分。从万历后期到崇祯上吊前夕，一个肿瘤越长越大，几乎无法医治。
难道在此之前，举国上下就没有贤才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吗？
其实是有的。万历头十年（1573年至1582年）就是为大明王朝延长寿命的中兴时期，这期间有一位内阁首辅力挽狂澜，使江河日下的明朝呈现短暂的辉煌。这位救时首辅就是著名改革家——张居正。
明朝早在嘉靖年间就已呈颓势，“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论时政疏》），嘉靖死后，隆庆年间在高拱主持下有所改善，为后来张居正改革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隆庆帝临终时把年幼的皇子（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托孤给高拱和张居正，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后，“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焕然一新，财政收入增加，经济发展，边防稳固，中央集权加强，行政效率骤增。上至帝王朝廷，下至黎民百姓都看到了一线走向盛世的希望。
然而，仅在短短六十多年后，明朝就在1644年灭亡了。从国泰民安到亡国，万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间其实是晚明最关键的转折时期。笔者曾在第一期文章提及，万历和天启对明亡的影响更深，更符合亡国之君，他们给崇祯留下的是难以挽救的烂摊子，而崇祯的时代是无奈中加速灭亡的时代。
明亡的丧钟第一次响起，是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止张居正改革之际。万历这四十八年既精彩纷呈，亦令人扼腕；它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期，也是呈现近代化萌芽的时期；它有智慧而孤独的栋梁之才，有由夺情引发的血雨腥风，有长达三十年不上朝的奇懒皇帝，有恩将仇报的悲剧，有引发激烈党争的太子之争（“争国本”），有名扬天下且改变后世政坛的东林书院，有“疯子”入宫打人的荒唐大案，有抗日援朝的跨国战争，有影响后世数百年的戏曲巨匠，也有在东北边境被后金团灭的惨败。在此期间，中国与西方都在巨变，大明在利玛窦的牵线下与逐步近代化的欧洲文明进行了交流，然而中西的走向却大不相同。
为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明亡的历史，接下来将深入讲述万历年间的是非兴衰，往后再细讲天启、崇祯时，许多事会联系在一起。
而这些，需要从张居正的辉煌成就与功过，以及他与万历皇帝的恩怨情仇说起。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无论是开公司、上班、教育孩子还是处理人际关系，或许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学到许多经验和教训。
张居正在改革前先获得了关键的有利环境，即“铁三角”的稳固保障——皇帝、太后、大内。张居正是万历小皇帝的老师，两人不仅是君臣师生关系，而且情同父子。万历刚登基时年仅10岁，所以国家大事基本上都要由张居正管理，摄政的这十年是他将政治理想与才华付诸实践的好机会；此外，张居正也颇受李太后信任，也受到司礼监太监冯保支持。小万历和李太后是强大的后台，冯保是关系密切的同盟，这样一来，一个稳固的改革基础成功搭建完毕。
改革措施可以概括为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整顿吏治、边防新政。下面笔者结合生动的实例来讲他的改革是怎样进行的。
清丈土地
明朝中叶开始就出现了土地兼并隐漏的状况，许多地主隐瞒田地，长期以来逃了很多税，这就导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国家收入越来越少。
于是万历六年（1578年）开始，张居正下令丈量全国的土地，旨在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结果这一查可不得了，堪称增加财源的大收获：全国竟有多达300多万顷农田没交税！
300多万顷相当于3亿多亩！对比明朝建国之初，《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六年耕地面积8.5亿亩；后来从弘治时期到万历初年的一百年间，全国交税的田地只有4亿亩。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一次大规模丈量田地，还会有多少地主继续逃税。单丈量田地这一项政策就给政府增加了巨额税收。
张居正说：“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可见清丈土地的重要性。该举措也为下一步措施，即推广一条鞭法铺路。
一条鞭法
这个一条鞭法其实不是由张居正最早开创的，它在嘉靖年间就已确立，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将其在全国范围推广。
不得不说，这一条鞭法实在太妙了，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当时工商业发展的时代需求，也更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近代化的标志当中，工业发展与市场经济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当时明朝能够把握机会将经济推向近代化，可能会与西方的步伐相差无几。
那么一条鞭法的措施究竟是什么呢？怎么跟工商业有关呢？
要想更清晰地理解该项政策的意义，我们需先从当时的背景开始了解。
当时苛捐杂税繁琐，什么土地税、人头税、土产税等，不仅麻烦，而且贪官有中饱私囊的机会，导致一些百姓叫苦不迭。张居正早已意识到这点且时刻牵挂，说“惟是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为念。”
赋和役是分开的，赋就是民众向政府交实物、银钱，役指的是国家需要修筑国防工程、水利、交通、宫殿时让百姓提供免费劳力。
然而自明朝中期开始，手工业和商业明显呈现繁荣趋势，尤其江南地区，许多农民弃农从商，货币的流通也增加了。在赋税方面，与其向政府交实物，不如直接交银子。
张居正改革前，江南已局部实行征一法、鼠尾册、十段锦法、均平银、纲银法，都为张居正改革打下基础。譬如纲银法，化繁为简，以出钱代替劳役，正符合工商业繁荣的趋势。
在上述背景下，一条鞭法逐步扩大实施范围。简单来说，一条鞭法就是将田赋和各种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各种杂税合并到一起。原先交实物的，统一折合成银两，比如小麦、豆子、稻谷等农作物，都简化为货币。一旦简化并折合成银两，呈现在百姓面前的便是清晰的总数字，一年该交多少一目了然。总数公开透明，有些贪官就很难再中饱私囊或者任意摊派了。
赋役货币化后，国家不需要农民交那么多实物了，于是农民就要想办法增加货币收入。货币收入从哪来？把农产品投入市场，换成货币，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即为推动商业发展。
再有一点，农民和役户可以拿钱代役，政府将力役改为雇役，雇人代役。自此，徭役对农民的限制便有所削弱，农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别的事，比如身体不好的可以多些时间在家养病，弃农的可以从商，或者成为雇工，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能减轻百姓的负担。
另外，赋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不再经过粮长、里长，官府直接把赋役数目发给各家各户，各户交赋役时也是直接交给官府，避免里长和粮长在中间徇私舞弊。
总的来说，一条鞭法推广帮助大明缓和了经济危机，减轻了百姓负担，增加了政府收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治理水患
再有一项措施也帮助增加农田，那就是兴修水利。因为万历初年黄河常泛滥，故道泥沙沉积，入海口水流不畅，所以张居正采纳潘季训的建议，命令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抑制黄河泛滥，之后漕运更加畅通，多年的废地也恢复成了良田。
政治成效
以上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就。其实政治方面的变革更关键，因为一切政策要想落实，都离不开人事，用什么人、怎样整顿官场风气、如何提高办事效率、如何考核官员等。
而张居正在吏治方面做得相当漂亮，扭转了百年以来散漫、低效、敷衍的风气。上文提到过，《明史》有12字对他的政绩进行了概括，这12字概括得相当精准有力，即“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加强尊崇皇权，严格考核官吏，赏罚分明，号令统一，上面下达的政令，下面必须执行，后来即使是在万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实施。
不过，如果只是小吏犯法，依法惩处倒不是难事，关键是面对权贵犯法该怎么办。当时有个典型的例子，黔国公沐朝弼多次犯法，本来是应该逮捕的，但不少朝臣都觉得很为难，毕竟沐朝弼的爵位不一般，再者担心把他逼反。
沐朝弼仗著什么权势敢如此嚣张？原来，他们沐家的祖先沐英是太祖皇帝朱元璋身边的将军，曾被朱元璋收为义子，后被封为黔宁王。明成祖年间，沐英的儿子沐晟因军功被封为黔国公，从此他们家世世代代承袭这一爵位。
但张居正不打算放过沐朝弼，于是想出了一奇招——提拔重用沐朝弼的儿子在朝廷当官。沐朝弼听说这事后，哪里还敢起兵造反，毕竟谁愿意跟自己的儿子对立呢？朝廷不久后派人带他到京城，他一点都不敢反抗，后来就被软禁了。
从以上几点，想必不难看出张居正既有铁腕，又有智谋，真可谓上天赠予大明的救国英才、救时宰相。他还有一项开创之举——考成法，以及在边防上的成就，和独具特色却备受争议的用人之道也都值得关注。不过，在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期间难免会遭遇巨大阻力与批评，而他面对的困难其实是超乎想像的，甚至还包括明朝历史上最激烈的夺情争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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