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时代碾压的母亲
又被追求进步的儿子划清界限
当人伦被撕碎
留下的是一生的伤痕
最近,我在委托家传编辑部写作父母的家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向母亲的“道歉”。
当然,也是安慰我心痛了一生的伤痕。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为了站稳革命立场,我坚决与“右派分子”的母亲划清界限,便亲手把照片中的母亲肖像剪掉!
这个黑洞,成了母亲心头的痛,也成了我自己一生的痛。
如今翻出这张照片,往事一幕幕再次浮现在眼前。
01
母亲被打为右派
我的母亲谭樵是湖南湘潭人,从小性格刚烈、极有主见,虽然家境普通,但靠叔公帮助及自己兼职授课先后在周南女校、湖南大学完成学业。受进步思想影响,母亲在高中时期便加入共青团,读大学后还将自己改名为“谭志先”。
1937年左右,母亲在大学好友粟显畴(即粟裕妹妹)的撮合下到南通民众教育馆的当职员。那时父亲正好是馆长。他们在这里相识相恋。但他们结婚不久,因抗战需要,父亲便于1938年被调到贵州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期间先后组织抢修了川黔公路、龙坪机场。被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父亲担任遵义县长期间为当地除灭匪患的经历致使他于1953年被反革命名义被枪决。
母亲无法接受自己的丈夫蒙冤而死,到处为父亲申诉,但都所到之处无一不是相互推诿。
1959年,“反右”运动已近尾声,母亲本来无事,不料她任教的北京阜城门小学没有完成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竟被“增补”为“右派”,以充指标。理由就是母亲为“历史反革命”的丈夫说话。
当时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是10-15%,学校共36名教职员工,至少要定三个右派。此前已定了两名,一位是前国民党员,另一位是与校长有矛盾的辅仁大学高材生。
被打成右派后,母亲先是被关到西城区的一个地方改造学习了一个月,而后又被分配到西城区郊外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在那里干活养鸡达一年半之久。
1960年末,母亲回到阜城门小学校。但还戴着右派的帽子,失去了教学资格,改在教务处工作。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末尾,因为饥饿,母亲全身严重浮肿。兼之患了肝炎、高血压,整个人都很不得劲。
新校长很有人情味,见状偷偷安排她到小汤山疗养院疗养了半个月。
疗养院里有人照顾,能按时吃药,食物也不短缺,这是母亲后半生的苦日子中唯一清净的时光。
六个月后,母亲的浮肿才有所好转。
02
“开除”母亲
我幼时得了一次重病,因打针用药而彻底失去听觉,成了终身的聋哑人。信息闭塞、不通畅,使我难以辨明方向。这种迷茫,更加深了我内心的恐惧,以至在特殊历史时期做出了比别人更为激进的事情。
在后来的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所在的工厂开大、中会、小会时,几乎都是我当手语翻译。
当时我只有二十多岁,追求“进步”,就找共青团员做入团介绍人。
入团政审前,我向大哥和妹妹了解家庭情况。被发配贵州工作的大哥寄来了信件,言明父亲是被政府枪毙的“历史反革命”,母亲被打成右派劳改的原因是替父喊冤。
这个消息令我震惊、愤怒,于是决心和母亲划清界限,脱胎换骨站到革命立场,争取入团。
我还痛骂自己的反动家庭,写了一封火药味很浓、决心很大的入团申请书,慎重地通过共青团员上交厂支部。
为了表达革命行动,我还将家庭合照中的母亲亲手剪掉,试图抹去和母亲的关联,坚定地站在了革命立场。
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不但没有体会到母亲的深厚亲情,反而因母亲是右派而有抵触、冷漠的情绪,现在回忆起来,对当初的表现真是感到懊悔和痛心。
当然,最终我也没有被团组织接纳。
2005年左右,我重游母亲的故乡湖南湘潭易家湾拜见了舅妈和表妹,并在母亲居住过的老房子门前合影留念
03
连骨灰都没留下,成了我们永远的遗憾
政治运动中,母亲被赶到珐琅厂东边的平房住下。负责监管的永外派出所和景泰东里居委会对母亲十分严厉,态度非常恶劣,几乎天天呵斥责骂,逼着母亲天天写思想汇报,常叫去训话直至深夜。
哪怕训到深夜,次日清晨三四点钟,母亲就要起来清扫大院及多条马路,累得直不起腰来。
残酷的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摧残,极大的屈辱与痛苦,这些都加重了母亲的高血压和心脏病病情。
因为母亲是“黑九类”,医院拒绝看病开药,母亲自己又没钱买药,只有拖着病体继续工作。
母亲的身体被迅速拖垮了。
我在母亲住过的老房子后院
1971年11月,天气阴沉,飘着小雪,早上6点钟,母亲照例去清扫公共厕所,结果脚下一滑突然摔倒,一位好心邻居把母亲连拖带拽地拉回家。
我、小妹祥琴和玉龙伴着母亲静静地走完了她人生最后的10个日日夜夜。
母亲带着极沉重的悲痛、带着对亲人们无尽的思念,带着这个社会对她如此巨大的伤害与不公正,也带着太多的心灵深处难解的思考与疑虑,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火化后,工作人员冷冷地问我:“还要不要反革命右派分子的骨灰?”我心中突然剧烈地翻动了,心想如果留骨灰,革命群众会认为我是假革命,是铁定的反革命家属子女了,往后日子还怎么过?不留吧,父母在天之灵会不会怪罪我这个不孝之子!
思想斗争很久,我和小妹只能忍住心中巨大的悲愤最后咬牙说:“不留骨灰了!”
至今保留在我手中的父母遗物只有一枚“谭樵”的印章,一本《英汉辞典》和《辞海》上册,而《辞海》下册保留在小妹处。
1978年后拨乱反正,很多历史问题得到解决。当时有很多人通过写信、申诉等各种方式寻求平反。但是我们兄妹几个,因为历史造成的心理阴影,始终不敢采取行动。
1980年代,母亲故去十几年后,当她工作过的学校送来平反通知书时,我突然大哭起来,觉得实在太对不起在天之灵的好母亲了!也为我当时的愚蠢行为感到痛彻心扉、悔恨不已。
而父亲长达七十多年仍未平反,成了我们一家人无法摆脱的心结。
除了剪掉的合影,母亲仅有的照片也在文革时期被抄走。唯一剩下的只有这张。
1945年,母亲与哥哥(右一)、我(左一)、妹妹(母亲怀中)合影
多想再抱抱母亲,跟她说一声“对不起!”
我几乎无法原谅自己!
也无法遗忘加诸母亲身上的那些伤害!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家传编辑部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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