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和美团里的女性：派单无性别，她们却赚得更少

2020年11月，43岁的美姐（化名）开上了滴滴，第一单跑了10块2毛钱。尽管有十几年驾龄，跑第一单时，美姐的心还是砰砰地像要跳出来似的。到了目的地，她不会收钱，好心的乘客告诉她该怎么在APP上操作结算。第一天从下午一点跑到五点多，总共跑了143块5毛钱。

美姐在杭州做了二十多年服装批发生意。2018年她生了一场大病，2019年注册新公司在抖音上直播卖服装，赶上疫情生意完了，她还因此背上了债务。爸爸在疫情期间去世，人生的最后阶段见证了她的“一事无成”。

她每天凌晨三点多出车，跑到上午十点多早高峰结束，然后收车回家休息。吃过晚饭后，她会再出来跑，跑到晚上十点或十一点，基本一天能跑八九个小时。雨天、雪天，她都会出来跑车，恶劣天气时每一单平台都会额外发红包。台风天她也出车，可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她就坐在车里，看暴雨打击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熟悉业务后，一天下来，美姐的流水三百多块是常态，最多时有五百多块。流水是司机的纯收入。同一单滴滴，乘客和司机看到的价格不同，司机看到的是扣除了平台抽成后的价格。外界分析网约车平台抽成一般在18%~30%之间。美姐觉得滴滴好就好在，门槛低，肯吃苦就会有收入，这让她能重新来过。

如此讲述故事，则又是一个科技让世界更美好的案例。只要努力，谁都有机会；只要下载APP，谁都可以尝试，而且多劳多得。更美好的是，通过网络平台接单做零工，平台会一视同仁，派单不区分性别、核算收入也不区分性别，女性不会面临同工不同酬等存在于传统职场的性别歧视。零工经济（gig economy）因此被塑造成提高女性地位、促进性别平等的灵丹妙药。

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谢富胜教授分析“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的数据后发现，零工就业者工作收入平均比传统就业者低14.8%左右。女性就业群体中，零工参与带来约24.1%的工资下降效应，而男性就业者中这一数字仅为10.8%，两者存在显著不同。也就是说，通过像滴滴一样的网络平台做零工，并没有带来性别平等，女性因此受到的负面影响要比男性大得多。

既然平台一视同仁，那是什么导致了男女收入差距？又是谁在歧视女性？

所谓灵活，所谓自由

杭州市内的公共厕所虽然不少，但周围允许停车的不多，一次美姐送乘客到杭州东站，想着正好可以顺便去趟厕所。美姐下车时没关滴滴，由于不手动拒绝系统便会自动接单，她回来就发现有一单过了接客时间。乘客投诉，她因此被扣了12分服务分，原因是“长时间滞留未前往停车点去接乘客导致取消”。从此，美姐便有了个条件反射似的习惯——去厕所前，一定会先把滴滴的接单功能关了。

每位滴滴司机每天的工作流程都是相同的：打开滴滴客户端，点击接单按钮，等待系统派单；接单后，去客户端上显示的目的地接客；乘客上车，滑动按钮开始行程；到达目的地，滑动按钮结束行程；系统自动计算费用；订单结束，接受系统派发下一单；结束一天的工作，关闭滴滴客户端。

一头一尾，都由司机本人控制。打零工和朝9晚5、996甚至007等传统雇佣模式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在于，灵活自由。一天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工作、中间要不要休息，都由自己决定。在这条流程固定的“虚拟流水线”上，司机似乎成了自己的老板，无需应付令社畜苦不堪言的制度、层级。

美姐当初选择做滴滴司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间灵活：“作为宝妈，当滴滴司机比较自由，能照顾家里孩子。不然你哪里找可以接孩子上下学、中间还能回家搞卫生的工作。”

不止是美姐一个人这么想。根据滴滴2021年发布的《滴滴数字平台与女性生态研究报告》，237万名女司机在滴滴平台获得了收入，其中66%的女性选择滴滴的原因也是“时间灵活”，41%的女性网约车司机认为开网约车增加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然而，滴滴司机的自主性也只体现在时间上。除了时间表由自己安排外，能接到几单、长途还是短途、一单多少钱都由平台的算法决定。

2021年，因抽成过高被8部门约谈后，滴滴公布了平台的收费定价机制。滴滴分时段计价，不同时段的起步价、里程费、时长费各不相同。其中司机分成包含：每笔订单的基础收入、其他收入（乘客支付的动态调价、调度费、感谢费、取消费、春节服务费等，平台支付的空驶补偿等）；司机补贴包括：平台发放冲单奖、早晚高峰奖、节日补贴等。

令人眼花缭乱的费用和补偿，统统由算法来决定。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机制弄得这么复杂，滴滴的回应是：“为了激励司机在雨雪天气、早晚高峰、节假日出行高峰、需求旺盛的区域多出车接单，平台会通过补贴激励司机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如果完全按照‘平均主义’，那意味着失去供需调节的弹性，高峰期和热点区域就更难打到车了。”

因此，司机虽然掌握了出车与否、什么时候出车的自由，但如果不顺应滴滴的调控、不在系统想让你出车的时候出车，结果就是收入的锐减。这就是美姐为什么绝不会错过早晚高峰的原因，也是她顶着台风坐在车里的原因。

为了鼓励司机多接单，滴滴还会定期出台奖励机制。奖励的具体金额和形式在不断变动，但其目的不曾改变——鼓励司机多多上线、多多接单。

对于希望看到的行为，平台予以奖励；对于不鼓励的行为，平台会予以惩罚。有一次美姐早晨去接乘客，到了目的地，乘客还没起床。美姐取消了订单，被系统判定为“违规”，取消的责任在她，这一单没有空驶补偿费。另一次，她晚上收车回家后，忘记关滴滴的客户端，系统给她推了一单。她打电话过去告诉乘客她是女性，不想跑夜车，希望乘客取消订单。乘客倒是挺和气的，可这一单被滴滴判定为“诱导乘客取消订单”。后来，美姐才了解其中的门道。碰到不想接的单子，要把车开到目的地附近，然后把车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尽量不让乘客找到。与乘客“斗智斗勇”后，乘客取消订单，司机才不会被滴滴惩罚。在系统内能享受到的自由，也就如此程度而已。

不被青睐的女性，系统评分低 

美姐曾因去厕所错过忙不迭蹦出来的订单，也曾在市区里等待一个多小时无单可接。她捉摸不透滴滴复杂艰深的派单机制，但有一点她是确定的：司机分数越高，越容易接到单。

每位滴滴司机在系统里都有一个分数，即口碑值。口碑值由出行分、服务分、安全分和合规分构成，分数越高，平台越青睐司机，其接到的单子也就越多。去厕所被扣的那12分，美姐差不多要跑500单才能补回来。

美姐羡慕那些可以一天连续开十几个小时车的男司机。他们心无旁贷，收车回家后倒头就睡，睡醒了接着出车，一个月收入一万七八，多的能有两万多。（滴滴有预防疲劳驾驶的策略，司机连续出车一段时间将被系统强制休息，但在现实里，司机很可能会切换到其他共享车平台，继续接单。）

美姐每天中午也会回家，名义上是休息，可这段时间其实是她做家务的时间。洗衣服、拖地、搞卫生，各种杂活儿都干完，晚高峰再继续出车。

然而在滴滴平台上，一位司机出车时间越长、接单越多，其出行分就越高。出行分越高，口碑值越高，单子也就越多。如果女司机在家里做无偿劳动的时间男司机用来跑车，两者的出行分就会出现差距。

不仅如此，女性特殊的生理状况还可能影响她们最终的口碑值。比如女司机如果因月经身体不适一两天不出车，分数就会受到影响；可强忍不适出车，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滴滴平台还倾向于把空车调度到车少的地方，如果拒绝调度，司机的服务分会降低。女司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可能会拒绝偏远地方的单子，特别是在晚上，这又会影响到她们的分数。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关晓立对滴滴女司机做过近两年的田野调查。她指出，滴滴平台的理想员工是一名可以连续工作多个小时的司机，TA没有家庭的累赘、无需照顾老人孩子。平台派TA到哪里，TA就去哪里，不会因为身体或其他原因拒绝派单。换句话说，这个“TA”更可能是一名男性。女司机不符合系统对“理想员工”的设想，虽然APP谁都可以使用，但是获得单子的机会在男女司机间是不均等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科迪·考克（Cody Cook）等抽取了100多万名Uber司机的数据，发现男司机的小时收入比女司机多7%左右。除了跑车时间、对单子的偏好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性别收入差距——车速。男司机车速平均比女司机快，这导致他们完成一单的时间更快，因而能在单位时间内接到更多单子。

根据上文提到的《滴滴数字平台与女性生态研究报告》，女司机开网约车的前三大优势是女性更细心、对女乘客更友好，以及驾驶更平稳。同时报告显示，获得经济独立从而更加自信的女性司机比例远高于男性司机。也正是基于获得经济独立这一点，外界将女滴滴司机的出现同女性地位提高联系到一起。

然而，通过开滴滴获得经济独立是否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高，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关晓立曾接触到一对双方都开滴滴的夫妇，丈夫一天能工作十六个小时，妻子由于得照顾孩子和婆婆，一天只能工作十个小时。经济独立并没有改变无偿的护理和家务劳动由女性来承担的状况。确实也会有女司机因为开滴滴有了收入，家庭地位得到提高，可以专心于工作。但一位女性摆脱了无偿家务劳动的负担，其后果可能是由另一位女性来承担，比如家里的活儿改由婆婆来做。因此，一位女性在家中地位上升的同时，可能意味着另一位女性地位的下降，后者被迫要为整个家庭做出更多牺牲。

无偿家务劳动依旧由女性承担，女性因而不被系统青睐，男女收入差距依然存在。零工经济推崇的灵活，似乎只有女性在“灵活”。

除了要兼顾事业和家庭，同传统职场一样，通过网络平台做零工的女性依旧要应对可能的性骚扰。

摸大腿、言语骚扰、借酒装疯……经验告诉女司机，不能指望平台来解决性骚扰问题。如果想要平台出面，她们得先上报遇到的状况，平台会要求她们提供一系列支持性证据。折腾了一圈，平台也不一定能给出靠谱的解决方案，还耽误了跑车赚钱的时间。于是，她们要么忍气吞声咽了委屈，要么强硬地顶回去。

事实上，就连滴滴公司的官方司机群，都弥漫着“有毒”的氛围。每个地区的滴滴司机有一个大群，管理员会在群里发布公司的通知安排等。群里绝大部分成员是男性，他们会肆无忌惮地讲黄色笑话、发女性裸体照片，完全不顾及群里的女性成员。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职场性骚扰，可在因打零工而拉起的群里，边界就微妙了起来。

关晓立接触到的女司机们单独拉了一个只有女司机的群，进群要先发语音确认性别。在群里，大家会交流工作经验，分享育儿心得、减肥秘籍，兴致来了还会唱会儿歌。哪位姐妹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其他人会团结起来为她说话；有哪位单亲妈妈实在没空照顾孩子，其他姐妹会帮她带。即便如此，为了不错过滴滴公司的重要通知，她们还是会留在公司的大群里。偶尔一个区域的滴滴司机会搞大聚会，女司机们一般不参加。用美姐的话说：“一群男的在那儿喝酒，有啥意思？”

自由、灵活、谁都有机会、只要努力就会有收入、越努力赚得越多，零工经济听起来美好得像乌托邦。因而，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一个人收入低完全是她个人的责任。谁让她不多接单？谁让她不增加出车时间？

然而，把责任完全归结于个人忽视了背后结构性的问题。关晓立认为，工作中的性骚扰和性别歧视会降低女司机工作的积极性，不得不顾家会影响她们在系统里的评分，安全因素局限了女司机工作的时间和地点等，这些都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我能决定男乘客不骚扰我吗？我能让系统给我派单吗？我能不管孩子、不做家务吗？如果女性能自己决定这些，你才可以说收入低可能是女性自己的选择。”

女骑手，“男耕女织”性别分工下的越轨者

木子（化名）从16岁起便在外打工，在深圳富士康工作。2020年地摊经济火了一阵，她摆地摊卖过辣条，边卖边在抖音直播。今年她又送起了外卖。晚上7点从富士康下班，她就会打开美团接单，骑着她的二手电动车在商家和小区间奔走，送到晚上十一二点左右再回家休息。

第一天送外卖，她4个小时跑了9单，收入46块9毛。高档小区不让电动车进，绿化又做得好，树木茂盛，灯光灰暗。木子看着一排排相似的公寓楼，完全找不到方向。总算送完外卖准备回家，她被突然启动的轿车撞倒。情绪涌上来，木子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场。虽然交警判对方负主要责任，但200块钱的医药费木子到仍没要回来。那天回到家已经快凌晨4点了，她几乎没怎么睡，7点钟便出门去富士康上班。

送了11天外卖，美团扣了她10天的商业保险费，只有第一天没扣。外卖员不属于美团员工，没有社保，美团称为了保障骑手权益，代为缴纳保险，费用从外卖员的佣金中扣除。

11天外卖，木子总共跑了552块钱。每天给电动车充电要花5块钱，电话费算1块钱，再扣掉一天2块5的保险费，还剩大概470元。11天，每天跑约4个小时，平均算下来，时薪只有10块钱左右。这还没扣除200块钱医药费。深圳2022年最低工资标准2360元/月，对应的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2元/小时。

根据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的数据，2020年以前，全国范围内的外卖女骑手比例一般低于10%。疫情后，受经济大形势的影响，女骑手的人数逐渐增加。据媒体报道，北京等地区的女性外卖员比例已经超过10%。

外卖行业和网约车行业有许多相似之处：男性占主导地位；男性车速更快、对路况更熟悉；送单量更多、用时更短的人，会拥有更高的系统评价从而得到更多单子，系统算法的派单、考核、奖励都对男性更友好。女性会因安全原因拒绝派单，也会因生理期的到来备受困扰，得不到系统的偏爱。

普通男性骑手的日接单量在30~50单，而30单几乎是普通女性骑手日单量的上限。和在其他行业一样，想要赶上男性同行，女性只能更勤奋地工作。“单王骑手”指的是在某个站点当天或当月接单量第一名的骑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黄岩和庄丽贤统计发现，为了获得同等水平的总单量，女性单王骑手日平均劳动时间为11小时左右，比男性单王骑手多1到2小时。

即便接单量相同，也不代表收入相同。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对女骑手进行过抽样调查，发现女骑手的订单里，配送费单价10元以上的占20%，单价5~8元的占22.45%，单价5元以下的则达到44.38%；相比之下，男骑手订单的单价10元以上的占30%，单价5~8元的占33.07%，单价5元以下的仅为24.29%。

木子一天晚上最多接过14单，收入69块9毛，平均一单5块钱。14单看似不少，但一半以上都不是什么好单——8楼、10楼、7楼，全没有电梯。到家楼下后，她累得在路边坐着缓了口气，才鼓起勇气爬向9楼的家。

系统不派单的时候，要拼手速抢单。几乎只要犹豫一秒钟，好单就没了。木子抢单抢不过别人，只能捡别人剩下的单，比如送去医院的订单。抢单、争单王、像游戏一样提升等级等平台设置都是为了激发外卖员的好胜心，让骑手“自发”地多劳多得。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梁萌曾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送餐明明属于服务业，服务业向来以女性从业者居多，为什么转移到网络平台上反而成了男性主导的行业？她对比外卖平台和家政平台后发现，两个平台都有理想的劳动者，平台通过不同的劳动报酬机制、运营规则等吸引到想吸引来的人。

外卖平台强调竞争，类似升级打怪的骑手晋升机制更符合年轻男性的口味；而在以中年女性为就业主体的家政平台上，所有订单都是系统提前指派的，劳动者之间不需要竞争。后者的机制能保证相对稳定的工作量和收入、不确定性更低，更契合中年女性的诉求。

另外，家政平台会按家政工的居住地指派订单，工作地点一般离家不远；外卖员在路上，系统派什么单，他就得接什么单。想赚得多，外卖员需要全天候待命，特别是高峰时段，而就餐的高峰时段往往又是要接孩子、回家做饭的时段。家政平台的订单不区分时段，又可以提前定好第二天接的单子，确定的时间表更方便女性兼顾家庭。

因此梁萌认为，虽然平台经济下呈现出的职业性别隔离和线下传统行业无甚区别，但这不是传统的自然延续，而是平台的有意构建，以便吸纳稳定一致的劳动力群体。

零工平台打破了旧的藩篱，筑起了新的围墙，不变的是“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当然会有越轨者的存在，向往更自由、更灵活工作的不只有男性。在为男性量身定制的系统内打拼，女性经常有一套自我疏解的方法。一位外卖女骑手告诉果壳，“碰到点事儿，过后睡一觉，起来就没什么了”；还有一位女骑手甚至觉得不用区别男女骑手，她都这么努力工作了，“比男人还男人”。

从16岁起外出打工到现在已经13年了，木子吃过很多苦，她也不觉得送外卖有多辛苦，更不觉得收入低，“自己也没有多大能力，就只能赚那么多钱”。

木子这个月上夜班，晚上八点到早上七点。一天夜班补助8块钱，一个月26天补助208块钱。上夜班时她不送外卖，回家倒头就睡，睡到晚上上班时间。换回白班，她可能会继续上班-送外卖-睡觉-上班-送外卖，可能会找其他的兼职做做。

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木子曾为爱结婚生子，因没要彩礼被家里骂“赔钱货”；离了婚，“婆家回不去，娘家也回不去”，她一个人无依无靠，只能靠自己。木子原计划存够了钱就回家乡的县城给自己买套房子，可现在她不确定了，县城的房价太高了。没了目标，她仍拼命赚钱。她清楚地知道再多的钱都不会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又觉得只有钱能给自己安全感。所以，她用工作填满生活。

社会教做人：

从线下延伸到线上的性别歧视

学界普遍认为零工经济主要有两种类型：网约车、快递、家政等按需服务经济和众包经济。众包经济是将复杂工作进行拆解，然后分包给技能熟练但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远程线上工作一般属于这类，比如外包程序员、远程翻译等。按需服务经济通常有地域性，即使通过网络平台接单，工作也只能线下完成；而众包经济在线运行，允许平台、客户和劳动者在任何地方操作。

不像滴滴、美团等系统会自动判定一单的价格，在Upwork、Fiverr等自由职业者常用的众包平台上，一单工作的薪水需要经过双方同意，买卖才能成立。在众包平台的构架下，确定歧视者是谁成了更复杂的问题。

Upwork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职业平台，拥有1200万注册用户。卓卓（化名）是其中之一，她作为口译员自2021年开始在Upwork上接单。Upwork给卓卓的感觉和淘宝类似，买家（用人方）会到卖家（自由职业者）的主页（店铺）看其提供的产品（技能）、价格以及曾经卖出去的服务、获得的评价。如果店铺一单都没成交过，买家便会有所顾忌。同样，卓卓也可以去到客户的店铺，看之前合作过的自由职业者对其的评价，包括客户好不好沟通、薪水发放是否及时等。和任何一个行业一样，赚第一桶金是最难的。为了累计信誉，卓卓一开始接了几单5美元的生意（一小时5美元是Upwork的最低标准），她帮在中国台湾教中文的美国人录过600个中文字，还做过越南新手人生导师的模拟客户。

一名自由职业者看中Upwork上的一份工作后，要提出申请（proposal）进行投标，说明自己的经验能力和这份工作相匹配。在全球经济退行的大背景下，自由职业者也卷起来，一份工作有时会有几十人申请。工作的薪水分两种，一种是客户给出固定的薪资，一种是自由职业者自己报价——“你觉得自己值多少钱，就报多少钱”。如果觉得客户给出的固定薪水不合理，你也可以提出想要的数字和客户沟通。Upwork会抽取自由职业者每单收入的10%作为佣金。

心仪的工作被别人抢走，卓卓会进行复盘，去查看拿到工作的人的主页。有时，对方的能力、经验确实令她心服口服，但有时，对方只是因为要价低而得到了这份工作。在Upwork上可以感受到世界的参差。卓卓现居澳大利亚，当地最低时薪是18澳元（差不多12美元），她一开始接的几单，薪水连最低时薪都比不上。可同时，一份用中文写邮件或者远程客服的工作，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会以3美元一小时的价格申请。根据Upwork规定，用人方给出的固定价格最低是5美元/小时，但劳动者个人主动申请的最低报价是3美元/小时。从前，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把工厂转移到中国，再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东南亚。现在，有了平台。

相对于滴滴、美团等平台，Upwork似乎更为平等，用人方和劳动者双向选择，没有算法在中间判定劳动者的所得。无论酬劳高低，都是个人选择。然而数据显示（来自6000位在Upwork接单超过100小时的用户），Upwork上男性平均小时收入是68.58美元，女性平均小时收入仅为46.3美元，前者比后者高出48%。而根据美国的数据，全职工作模式下男性的小时工作收入仅比女性高出19%。

以色列海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阿里安娜·巴齐莱（Arianne Barzilay）和开放大学社会学资深讲师阿纳特·本-大卫（Anat Ben-David）将零工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平台上雇主的评价等干扰因素都剔除后，发现性别和小时收入仍显示出相关性。换句话说，不论一个人学历、工种、工龄、工作表现，只要她是女性，零工收入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两位学者认为，如今我们进入了职场歧视3.0时代。职场歧视1.0时代，女性直接被禁止从事某些行业；职场歧视2.0时代，女性会在收入、升职等方面遭受不公平待遇；到了职场歧视3.0时代，突出的特点是无法辨认出歧视者是谁。自由职业者为自己提供的服务定价，用人方和劳动者平等协商，不会强迫劳动者接受过低的价格。女性若认为没得到足够的尊重，通常可以选择拒绝一份工作。在这套工作流程下，似乎很难指认出是谁在歧视女性。

对此巴齐莱给出的一种解释是，女性已经在以往的职场中、成长历程中“学习”到了不平等。女性在线下公司全职工作时，收入就比男性同行少，她们成为自由职业者转移到网络平台接单后，会根据之前的工作收入给自己定价，标准就会低于男性。充满歧视的工作环境影响了女性的自我评估和对工作的期待。用那句烂俗的话说，“社会教你做人”。

用人方也是如此。如果女性提出了和男性同样的价格，用人方可能会认为女性要价过高，因为根据线下的数据，女性员工“不值”这个价格。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1》，在职场扮演相似的角色，女性的薪水比男性少37%左右。

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全世界每天164亿小时的无偿工作中，女性负担了约75%（在亚太地区这一比例高达80%），是男性的3倍。同工不同酬、无偿劳动时间长，都导致女性承受的经济压力相对男性更大，她们更迫切地需要工作，也就更容易接受较低的报价。线下的不平等就这么传导到了线上。巴齐莱认为，不改变线下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网络促成的工作模式的改变、工作渠道的多元也无法根本改变女性的处境。

无论是为了一单10块钱收入而心跳不已的美姐，还是小时薪水过千元的卓卓，她们的处境都说明网络世界不是乌托邦，我们始终活在现实的阴影下。

成为合格的零件

在富士康里，木子隶属质检部门，每天的工作是把手机摄像头放到仪器上，待仪器检查摄像头是否合格。合格放一边，不合格放另一边。同一个动作一天重复几百次。工厂规定的工作量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费劲儿就能完成。木子觉得，在富士康工作，“没什么压力，也不用动脑子，像个机器人一样”，但一天下来“很无聊，日子比较难熬”。送外卖自由，但身体累压力也大，根本没精神想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单又一单派下来，她只能不停地跑，时刻担心会不会超时。

从16岁到箱包厂打工到现在，28岁的木子做过烟花、做过书，当过保安、收银员，学过美容美发。她觉得做过的最累的工作是另一种零工——快递。当时她的工作是站在传送带旁翻转包裹，让每个包裹有快递单子的一面朝上，以方便机器扫描录入。传送带转得快，快递接连不停地来到，那感觉类似晕车，但比晕车要难受许多倍。

在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认为，流水线将劳动过程拆解成一个个简单的、机械的标准化动作，工人逐渐被“去技能化”，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零件。谁来了都一样、谁都能干，意味着劳动力变得同质化、可替代，从而变得更廉价。

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资本的诉求却从未改变。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是众包经济还是按需经济，零工平台都致力于将生产服务链条中的劳动内容细化、简化、标准化。木子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重复一个动作，在美团外卖的“虚拟流水线”上，她在重复“送”的动作，而美姐在重复“开车”，卓卓在重复“翻译”。诚然，每项劳动的技术含量不同，但相同的是，劳动过程由机器掌握，劳动者必须配合机器的节奏，让自己成为即插即用的零件。可用的零件越多，零件的“价格”自然越便宜。

裹上互联网的外衣，零工经济似乎镶了一层金边，然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刘皓琰和李明指出，没有物质形态的工厂并不意味着没有工厂。当劳工以散点的形式遍布全社会范围内，整个企业会以网络平台为控制中心形成一个没有实体边界的“社会工厂”。

在“社会工厂”之中，个体劳动者工作不稳定，五险一金、加班费、带薪病假、产假、职业培训等福利统统没有。与此同时，劳动者感受到的灵活自由不是源自科技带来的经济模式的变化，或者资本家的善意，而是因为资本已经不再需要为监控劳动者付出时空上的成本。

上下班打卡、KPI、OKR，白领身上的“枷锁”，零工劳动者统统没有，可在算法、平台的推动下，美姐还是不会错过早晚高峰，还会尽量满足乘客的种种需求以维持自己在系统里的分数。刚开始用Upwork时，卓卓为了不错过潜在的工作，经常刷Upwork到凌晨。为了与国外的客户保持及时沟通，她也不得不熬夜。倘若回复不及时，会影响个人在系统内的参数；如果接到客户消息后一两个小时内回复，自由职业者主页上会有“highly responsive”（响应迅速）的标签。当初卓卓辞去全职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熬夜太多、身体吃不消，可做了自由职业者，自己反而主动熬起夜来。

有了平台，劳动者的处境没有变好，女性的处境也没有比以前更好。和在旧时的工厂一样，打零工的女性不得不“灵活”利用时间，平衡家庭与工作。女性的小时收入更低、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某临工平台显示62%的女性注册者在十二个月内退出，男性的退出比例则为54%。同时职业性别分工依然存在，Upwork上平均小时工资最低的四个领域——写作、翻译、行政支持、客服——女性劳动者人数多于男性，而在薪水最高的领域（比如系统构建、软件开发），男性的人数要多于女性。

在强调灵活自由的零工经济模式下，劳动者收入比以前少、话语权更小，系统算法对人的控制比以前更精准、更严苛，失去了保障的劳动者处境并没有比以前更好，只是在0与1的遮掩下，压迫与剥削更难被察觉。因此，克里斯缇娜·莫瑞妮（Cristina Morini）等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零工经济具有明显的“女性气质”——不稳定，收入低，议价空间小，从工业革命时代的纺织厂女工起到现在，一直以来都是女性劳动者需要面临的困境。然而，在“女性化”的零工模式下，女性依旧不被看见。

一半人生

疫情期间，为了增加收入，美姐摆摊卖起了鸡蛋。没卖两天，她被封控在了家里。车的后备箱里、后座上全是鸡蛋，又赶上盛夏，朋友调侃等她解封，说不定都孵出小鸡来了。鸡蛋不卖了，美姐又干回老本行，兼职摆摊卖衣服。T恤15元1件，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营业额也有小一千块。

美姐侄子大学刚毕业，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想租车开滴滴。美姐坚决拒绝，她觉得年轻人摆摊都比开滴滴强。“你说你到三四十岁了，真做不起来了，你跑滴滴我不反对，这是一份收入。只要你勤劳，你饿不着，生活不成问题。可前提是你在生活里拼搏过了、你已经努力过了。年轻轻的刚毕业，就跑滴滴，你能学到啥？”

在美姐看来，虽然谁都有机会、多劳多得，但开滴滴完全是靠体力赚钱：不用动脑子，吃饱了就出车；有单了就接，没单就坐在车里。不像自己做买卖，就算是摆摊，也得担心库存、琢磨选款，还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劳心劳力，可同时在一个领域里的人脉关系就这么累积起来了。开滴滴什么都不用担心，出卖体力就够了，但得到的只有钱。

美姐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从山东远嫁杭州，为了自己开店，她曾去服装店做过半年多服务员，一个月600块钱。后来她自己创业，打拼了二十多年，从北京百荣到广州十三行，全国批发市场都曾卖过她生产的衣服，可一切已如过眼云烟。提起自己做过的爆款，她沉默片刻，说：“别提了，想起来了我心里难受。”

世界已经和她年轻时不一样了。以前一个爆款能卖三年，现在一个爆款最多只能卖三个月。一条视频可以让一个人一夜之间成名，也可以让一个人一夜之间如过街老鼠。可是什么改变了服装行业的节奏，又是什么决定哪条视频可以爆红？美姐猜不透，就像她搞不懂滴滴的派单原则一样。似乎越来越多东西不在个人的掌控之中。

美姐偶尔会在网上发发牢骚，抱怨滴滴平台不派单，总有人在评论里指责她不知感恩：“没有滴滴，你能有工作？”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学者，关晓立认为评论者其实预设了两个选项：“你是想被剥削，还是想连被剥削的资格都没有？”这么想，答案显而易见，可问题出在选项本身。

所幸，二十几年的经历并非什么都没留下。年轻时，美姐会因为顾客的一句狠话哭鼻子，当时的老板娘劝她不要每句话都往心里去，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生意做成就够了。二十多岁的她特别佩服老板娘的老练，不知道她怎么能如此淡定。如今，到了和老板娘差不多的年纪，美姐也能淡定地应对各式各样的滴滴乘客。对方态度不好也不生气，投诉也不在意，碰到糟心事儿，就像筛子一样漏掉。

朋友得知她成了网约车司机，都惊讶地问“你现在怎么这样了？”、“你怎么能去开滴滴呢？”，连朋友都接受不了她身份的变化。她自己当然更难接受，都不敢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模样。

“可你说怎么办？你要不要活？你要活，对不对？我也难受，我也不想这样，可人的机遇和运气怎么说？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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