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应打反认知战 中共创始人纷纷叛党是痛点

杜政
2024-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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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台海局势逐渐紧张,中共文攻武吓,意在对台湾制造兵凶战危的负面形势,特别是大打所谓认知战,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中华民国的子民,理应知彼知已,出手反制其认知作战。

当然,与中共的认知战释放虚假资讯不同,反认知战用的是真实资讯,瞄准其怕民众知道的自身痛点和丑闻,也可称为真相。

如果从历史上寻找对应,连中共自已也不敢面对的痛点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其党的创始人对党的陆续背离。

中共痛点:创始人过半弃党而去

中共号称百年老党,在2021年满百年之后,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三年。在红朝衰败气息中,中共党魁习近平近年试图从历史遗迹中找到共产党的所谓“初心”脉息,以期对党员洗脑。

习近平对在上海的中共“一大”旧址异常重视,2017年十九大成功连任后,他就带著新一届班子专程到上海的“一大”会址“朝拜”。但当局在宣传“一大”旧址时,不敢面对中共的创始人纷纷弃党而去的事实。

据现在的公开资讯,说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地点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即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78号)。这两幢沿街的寓所,是“一大”代表之一李汉俊家。

但“一大”是否真的在7月23日开,仍有争议。因为中共是境外势力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私生子,创党会议也是偷偷摸摸地开,随时有危险,于慌乱过后,参会的人后来谁也记不清楚会议召开和结束的日期。

现在官方说的中共建党日是1921年7月1日,这个日期是在早期逐步掌控了领导权的毛泽东,后来随意定的。

参加中共“一大”代表有13人。包括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参加。

参会的还有两名外国人,代表共产国际的尼克尔斯基和马林。

数十年后,这些中共的创始人结局令人惊叹:或早死、或被敌人枪决,过半(7人)脱党、叛党、被开除或成为汉奸,最终在经历惨烈内斗后残留下的仅2人。

其中,负责筹备“一大”的李汉俊,1922年就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被开除党籍。他于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下令枪决,时年37岁。

李达和李汉俊筹备了“一大”,他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1923年秋,李达脱离了中共,后来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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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共又不认帐。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称李达被开除了党籍,是叛徒。李达隔月在被批斗中病死,年76岁。

刘仁静1929年被中共开除,文革期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8年底方得以释放。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在北京被公交车撞倒,送院不治,年85岁。

包惠僧1924年奉中共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死,年85岁。

陈公博1922年6月就宣布退出中共,抗战后他成为汪精卫政权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代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日本二战投降后,陈公博逃往日本,最后被押解回中国,审讯后被枪决。

周佛海后来成为国民党官员,抗日时期是汪精卫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周佛海因被认为是降日汉奸而被捕,于1946年11月7日被判处死刑,1948年获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死于南京市老虎桥监狱,年50岁。

张国焘是在“中共元老”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他曾领导红四军,权倾一时,但后来在与毛泽东的内斗中落败。1938年4月2日,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只身从延安出走,逃往重庆。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武汉发表退党声明。

1948年,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发文,痛斥共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

张国焘说,“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现在看来,他是一个超级预言家。

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张国焘1968年举家移居加拿大,1979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时年82岁。

王尽美1926年8月19日因严重的肺病死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

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邓恩铭被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判处死刑并枪决,年仅30岁。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福建长汀水口被国民党部队包围,于突围中跳崖身亡,年59岁。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年47岁。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能够在内斗中成为党的领袖,从20年代直至70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毛于1976年9月9日去世,董于1975年4月2日去世。

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个外国人下场悲惨,尼克尔斯基1938年被苏联共产党以间谍罪枪决,马林在1942年被占领荷兰的纳粹枪决。

尼克尔斯基和马林当年是奉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之命,是专程到中国来指导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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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总书记被开除出党后表白反独裁

陈独秀是公认的中共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时他没参加,只是派了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他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1925的中共“四大”上被选为中共首任总书记,1927年辞职。因反对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共。

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在《最后政治意见》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还说:“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作牺牲的国家。”

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去世。他的话也值得当今想“统一”的台湾人深思。

并没有参加过“一大”的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1935年,在中共北上逃亡之前,留守的瞿秋白被国民政府拘捕,在被处死前在狱中写下了《多馀的话》,坦言自己成为中共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他说:“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我始终带著假面具”,“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

瞿秋白死后被中共打成“叛徒”,妻子惨死,孩子被关,父母坟墓也被掘。

1949年中共建政后,那些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打江山的将帅们也被毛整的很惨。特别是曾是毛接班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撤职和开除党籍,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折磨死后,名单上也不是自己的名字。

毛的“法定”接班人林彪,1971年9月13日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坐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林彪座机坠机的真实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中共在末路中却要打台湾?

中共“一大”代表的殊途以及中共建政后元老们纷纷被打倒的事实,早已预示著中共的末路。特别是中共创始人纷纷与其党决裂,这是中共骨子里最大的痛点之一,其教科书中不能宣明这一点的。

中共当局近年打下的高官,多被通报背离共产党的所谓初心,有不少在偷偷传阅政治禁书,所谓“两面人”普遍存在。这些情况都呼应了中共创始人背离党的历史。

历次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傻子少了很多,唬弄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破产。现在入党仅靠利益驱动,而非政治忠诚。而许多早已不愿和中共捆绑的人士,因公开退党会受到党的惩罚,不得不化名在海外网站声明退出,以明心志。

在国内经济困境下仍内斗不停的中共专制集团,近年维稳动作频频,是因为随时会走向翻船的结局。但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中共的当权者一直宣称要“统一台湾”,借此维护其统治合法性,兼且转移危机焦点,如此而已。

如果说中国国内的民众被长期洗脑以及强硬维稳,不敢或无法看清中共的痛点,自由接收资讯的台湾和海外的人士应是能看清楚的。千万不要对中共高层抱幻想,因为连他们自已也是朝不保夕。

最后,台湾官方或民间团体,有条件的话,在适当时机,也可以学学韩国反击朝鲜空飘“垃圾气球”,对朝鲜空飘智能气球放录音骂金正恩的做法,对大陆空飘智能气球。除能深入大陆散发传单外,也可以用电子喇叭播放中共种种丑闻和批评习近平的录音。这也是一种很棒的反认知战战术。

文章来源: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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