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写在李克强周年忌日

去年的10月27日，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的噩耗传出，全国民众都被震动了。人们清楚地记得八月底李克强在敦煌参观莫高窟时神采奕奕地向民众们挥手致意，李总理矫健的步伐、灿烂的笑容，在位时繁忙劳累的疲惫神态一扫而空。谁能料想那竟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李克强？！那些天里，全国各地上百万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整个中国大地被覆盖在民间的巨大悲痛情绪之中。相比之下，中共党当局对李克强去世的原因语焉不详，遗体告别仪式又搞得神秘鬼祟，引发人们无数猜疑，更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中国民众的心头。一年来，民间对李克强的怀念之情未减分毫，中共党高层的惧怕与紧张也未减分毫。刚进入十月初，中共就提前取消了一些地方原定于十月举行的体育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原本与李克强去世并不相干，甚至组织方压根儿就没想到与李克强忌日有何关联。然而，中共当局就是这样的如惊弓之鸟草木皆兵。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笔者以为，连李克强——曾经的中共中央二号人物、官至正国级的大国总理——都能这样死的不明不白，那中共党的几百万大小干部就更不在话下了，上头要想灭了谁就能让谁人间消失。笔者曾经数十年与中共党内各级干部打交道，也曾经历过见识过”党管干部“的种种作法，深感李克强悲剧是中共党几百万干部难以摆脱的宿命。

“党管干部”这四个字，一般都理解为中共党垄断精英职位的提拔任用人事大权。这固然不错，但绝不仅仅是“任用提拔”，实际上是由党主宰干部的一切，乃至决定干部的人生命运。下面仅举几点略作说明。

首先，干部作为“廉价劳动力”，只有干活的份没有正常休息的权利，导致严重损害身心健康。

还从李克强讲起。2002年全党正在执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李克强时任河南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是陈奎元。领导干部要摆出政治正确姿态，就拿下级干部当“长工”。陈奎元用“人海战术”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省市县政府机关抽调大批干部下到村里“蹲点”。第一年全省抽出约3万多人，第二年要抽更多的人下去。大量抽人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转，作为省长的李克强自然有不同意见，省长与省委书记之间矛盾因而尖锐起来。省委书记提出口号“抽硬人（“硬人”指能力强、能干事的人）；硬抽人（指强制抽人）”，并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指桑骂槐地骂了一顿李克强。在省这一级，省委书记就是”党“，李克强只能无奈地服从。

强调党的“需要”不顾损害人的权利，在2006年“保持党员先进性”的学习运动中被推向高潮。那时中共全党流行“白加黑、五加二”。所谓“白加黑”，就是白天正常上班，夜间继续加班；所谓“五加二”，就是一周五个工作日再加周末两天上班。干部经常几个月白天黑夜连轴转而不得休息，这种长时间超负荷的疲劳战，极大地损害干部的身心健康，党内有一些干部因过度劳累而死在工作岗位上，这类“过劳死”干部又常被报刊作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典型而报道。尽管如此，党内没人敢公开抗议这种侵犯人权的作法，许多人默默忍受以至超出生理心理承受的极限，一方面不少干部得了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严重疾病，另一方面导致干部自杀事件不断发生。2004年以后每年干部自杀在10人以内；2009至2010年干部自杀数字明显上升。据不完全统计，那个两年间约有20多名干部自杀，由此引起胡锦涛的重视。

笔者曾在2010年的9、10月间接到过胡锦涛办公室电话，说“总书记对干部自杀问题很关注，总书记办公室人员想就此向我做些咨询。”笔者当时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基层干部长期超负荷工作，因身心俱疲而引发严重“抑郁症”所导致，不少干部心理压力巨大乃至陷入精神困境，又不能及时得到心理关怀和心理疏导，最终一死了之。

其次，把“从严治党”理解为可以不经程序地随时撤职查办干部，不少基层干部惶惶惊恐不可终日。

2000年后党内提出反贪腐，必须监督干部的“八小时之外”。党的纪检部门要求干部手机24小时开机，无论白天黑夜随时接受抽查，做到“铃响必接”，如有延误先撤后查。曾见一报纸报道说，有些地方纪检委做法极端，干部夜间在家洗澡时晚了几分钟接电话就被撤职。又如，连续长时间的“白加黑、五加二”，使得一些干部极度疲劳，开会打瞌睡现象时有发生，怎么处置则取决于领导官员的脾气甚至当时的心情。一些地方报纸曾把领导官员怒火中烧，当场宣布凡开会睡觉的干部一律撤职查办作为从严治党的生动事例加以渲染报道。一般说来，越到基层干部越是位卑人轻，上级领导处置惩罚干部越可能带有随意性，这导致基层干部的回应具有两极性：或者争相拍马迎奉，甚至有干部因官场应酬陪同上级官员喝酒过量而猝然死亡，或者报复性反杀领导官员。然而，这类恶性案件往往会被严密遮掩而不许公开。至于一出事故，“不问三七二十一”先宣布撤职查办干部，以便于抚平民众情绪的作法，更是地方党组织的基本工作套路。

第三，干部成为党内权斗的替罪羔羊与牺牲品

中共党并非是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素养的政党，本质上它是具有浓烈政治色彩、依靠枪杆子起家、骨子里带着江湖帮会基因的政治集团，不存在西方国家政党内部因政策主张的不同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派别，党内有的是以利益为基础、以个人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帮、派、山头。不仅干部的提拔升迁常常受各种复杂的人为因素作用而呈现“逆淘汰”规律；而且党内人际关系的冷漠无情、勾心斗角与相互倾轧，也常使正派干部齿冷心寒。更为可怕的是，“成王败寇”是党内顶层大佬权力争斗的底层逻辑，赢的一方不仅权位通吃而且鸡犬升天，败的一方不仅大佬本人锒铛入狱，而且常常祸及大佬下属被血腥清洗，直接改变下属干部的人生命运。2012年以后以反腐败为名清除异己的党内恶斗，使得中共官场人人自危，干部非正常死亡人数明显上升。

干部的非正常死亡大凡有两种类型：他杀（包括胁迫自杀）或自杀。他杀或胁迫自杀的，常常掩盖着党内不可告人的权力场秘密。有些贪腐案是团伙作案，查出一个可能带出一串，因此被反腐败追到的线索牵涉人就用自杀为家人保住贪腐钱财。更重要的是，线索牵涉人还可能以自杀保护贪腐链条上的同僚和更高级别的官员，以此换取他们今后对自杀者家人的照应与庇护。上述这类的中共干部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外部至今仍无法获得确切数字。

干部自杀也与中共党的纪检部门法外执法有关。由于纪检部门是法外“执法”机关，事实上不受国家法律制约，被秘密拘押秘密审讯者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他们不能聘请律师、不能获得家人探视，得不到任何人权保护；他们被秘密拘押后，审讯者首先对他们发起的强大心理攻击，力图摧毁他们的精神防线；同时他们被剥夺正常的睡眠、喝水、上厕所等基本生理需求，他们连续数天被捆绑固定身体姿势于铁/木座位上，造成臀部、腿部、背部皮肤严重溃烂。他们还被人为搅乱人体生物钟节律，拘押住处清除掉一切能标识时间流逝的物品装置，而用数千瓦强光24小时直射人眼，使人完全无法辨认白天黑夜；除了审讯，他们绝不被允许讲话发出声响，有些长期单独关押者释放后竟然丧失了正常的语言对话功能。纪检部门对被拘押者施行的暴力逼供，经常是外表看不出殴打伤痕，而内里伤害极为严重。笔者曾看过一个基层干部痛苦回述被“双规审查”的视频。这位基层干部本人无贪腐，却被纪检委“双规”拘押，要求他“配合调查”，交代他的领导的“违法乱纪”行为。他被关押数月，期间遭受极为惊悚阴毒的酷刑，以致于释放一年多后回述那段遭遇时，依旧控制不住地浑身颤抖，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这类的传闻在党内已非鲜见，有些干部对被纪检委带走极为恐惧，一旦他们被纪检部门谈话或听到某种风声，他们就会用各种方式自我了结。在党内残酷的内斗中，据不完全统计，2012-2018年中共干部自杀277人，自杀干部的职级从省军级到基层乡科级。

由此工作在中南海里的干部都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中，保护自己安全生存的诀窍是“不问对错，只看站边”。依次类推，地方省市各级党内，大小干部都有“选边站”的问题。一旦站错边，他们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习近平上台后的党内大清洗，尤其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点来。

出于对党内大清洗的极度恐怖，许多干部想法设法自保平安

他们的基本作法有两点：一是“不作为”，二是逃离体制。

所谓“不作为”，是指党内干部谨慎应对上级各项规定要求，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借口，只做上级的“规定动作”，不做任何“自选动作”，以免出错追责而牵出陈年旧账。以致于“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所有工作都有台账记录“留痕”的种种形式主义作法风行一时。

十八大后党内的种种“不作为”，也就是后来普遍流行的说法——“躺平”，自2014年起。笔者以为，干部不作为不是抵抗中央，而是为了自保平安。党内高层指责干部以前“胡作为、乱作为”，2014年以后是“不作为”，高层曾经想法设想鼓励干部“大胆工作”，包括出台文件祭出“不追责”的“免死牌”等激励措施，但收效甚微，全党干部依旧消极应付。

二是逃离体制。党内的高压恐怖使不少干部萌生退意另寻出路。近些年来，有的提出辞职，有的申请退休，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选择退休后出国与子女一起生活。所有这些变相逃离体制的种种理由，说到底是给自己寻一个自保平安的退路。然而，上船容易下船难，习近平的“倒查二十年”，使得一些干部即便辞职即便退休也不得安生；收缴护照，严格控制出国出境，使得退休干部安享天伦之乐欢度晚年的愿望几成黄粱一梦。换句话说，习近平将全党几百万干部、9000万党员牢牢绑架在“党组织”的罗网之中，谁都不许跳船。

当下的中国，经济衰败如自由落体般堕坠，民生艰困而翻转无计，社会失序而乱世逼近。当此中共政权风雨飘摇之际，”生，还是死”？“哈姆雷特式”诘问摆在中共干部每个人面前。想想李克强，官至正国级依旧难逃劫命之灾，几百万中共干部如何自我救赎？是被宿命牵着走，还是将命运之缰握在自己手里？

人生与历史的紧要关头，往往就是一个选择和那么几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