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法高检报告大谈“枫桥经验”成就,去年化解纠纷1200万件,维权人士:打压访民趋严

美国之音
2025-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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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桥镇政府信访办高价租用崇明岛偏僻村宅用来办黑监狱,专门用来非法绑架、拘禁、虐待、下毒、殴打、折磨访民。(受访者提供/epochtimes)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星期六(3月8日)向人大发表工作报告时,皆凸显其发展“枫桥经验”、化解地方矛盾与打击贪腐等成果。对此,维权人士说,北京持续加大维稳力度,更靠打压上访群众来化解地方矛盾,这才是“枫桥经验”的真相,两院提出的部分数据恰好反映中国法治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

中国全国人大3月8日进入第四天的议程,听取人大常委会、最高法和最高检三个部门的年度回顾报告。其中,张军和应勇都列出洋洋洒洒的数据,来说明两院2024年在国安、反贪、化解地方矛盾和治理欠薪等方面的工作绩效。

张军、应勇报告大谈枫桥经验

最高法张军所做的工作报告有如下重点:

– 严惩颠覆分裂、间谍窃密等犯罪,对实施“台独”分裂活动的杨智渊,以分裂国家罪定罪判刑。

– 审结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万件3.3万人,同比增长22.3%。

– 审结行贿犯罪案件2400余件2800余人,同比增长18.6%。

– 审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万件8万余人,严惩涉缅北等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诉前化解纠纷逾1200万件。

– 加大欠薪案件审判执行力度,帮助追回薪酬285亿余元人民币(约39.3亿美元),农民工工资18.6亿元人民币。

最高检检察长应勇所做的工作报告包括如下重点: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年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75.3万人,提起公诉163.1万人。

-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27.2万人。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起诉7.8万人。

–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检察信访工作法治化,涉检信访、重复信访同比分别下降17.1%和19.7%。

-协同推进反腐败斗争。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2.7万人,起诉2.4万人,其中原省部级干部34人。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起诉行贿犯罪3068人。

-常态化参与治理欠薪工作,起诉恶意欠薪犯罪1140人,支持农民工提起讨薪维权民事诉讼4.04万件,追索欠薪15.7亿元。

维权人士:枫桥经验是把上访者“维稳掉”

对于最高法、最高检共同凸显的“枫桥经验”,包括化解1200万件纠纷和信访率年降近两成的绩效,两位维权人士表示,这可能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自2023年底开始力推以来,地方政府为配合政绩制造出来的“荒谬”数字,因为他们接触的绝大多数上访群众不是被截访、就是遭抓捕、噤声,官方根本未化解矛盾,而是“把提出问题的人在地方给维稳解决掉了”。

原籍香港、现旅居日本东京的独立人权工作者潘嘉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张军和应勇的数据“不可信”,因为他接触过的中国访民,普遍的上访维权经验都是十分艰难,除面对地方官员的卸责和互相包庇外,赴北京上访的访民多数在路途中就“被截访或直接“遭抓捕”,连远在海外的家人都可能遭吓阻,以逼他们“闭嘴”。

潘嘉伟说,“我相信,现在(中国)上访的数字、这样的截访、这样去打压的程度还是在上升当中,绝对不是减少。”

他说,官方若把“(镇)压下去”的纠纷视为化解了,“这是非常荒谬的”。

潘嘉伟还说,他也不排除,这些数据都是地方政府造假出来的,因为在习近平力推的“枫桥经验”的压力下,地方不得不上报美化数据。

“枫桥经验”始于60年代,曾于1963年获得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的肯定,是一种“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法外执法模式,改革开放后,被广泛运用到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领域,但也衍生“群众斗群众”、“人人互相监督”等社会乱象。

习近平于2023年9月底重提“枫桥经验”,并于其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考察时要求地方,“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一位因人身安全不便具名的北京维权律师也告诉美国之音,当局在各地都“严防死守”访民和异议人士,尤其每年一到两会期间,所有进京人士普遍都要在机场、高铁站等地接受公安“搜身搜包多次检查”。

这位律师语带讽刺地笑称,这才是真正的“枫桥经验”,不解决问题,而是“把提出问题的人在地方就维稳解决掉。”

这位律师说,当局对访民的打压越来越严,他认识的一位天津访民因小孩遭霸凌致残,多年在当地上访未果,于是兴起赴北京上访的念头,但即便这位访民出发前把手机等电子产品都留在家里,且一抵达北京,就躲在朋友家不敢出门,但不过几天的时间,还是被公安抓捕到,且连夜送回天津,而他的上访案件当然也就无疾而终了。

维权律师:农民工欠薪追讨难

另外,针对两院大谈帮农民工追讨欠薪的绩效,这位维权律师也以自己的诉讼经验反驳,他说,他的一名包工头客户曾组织了村里的人,接下当地区政府绿化工程的活儿,完工后,当局推说,工程款已拨付下来,但经他和其他代理律师周旋后发现,这笔款项最后竟遭某个白手套公司、以“卖地收入”的名目又转回到区政府的手上,让“真正干活的人拿不到钱”,寻法律途径也没辄。

这位律师说:“我不相信这数字,我没看出来它(最高法、最高检)在农民工作方面真的有什么作为。”

人权工作者潘嘉伟也质疑,最高法院去年所追讨回来的240亿人民币欠薪,现在,钱真的到了工人手中了吗?他说,如果讨薪的过程不明、金流也未揭露,光是一个漂亮的数字,无法证明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已经有所改善。

去年涉国安罪入狱逾238万人

另外,潘嘉伟也警告,两院的报告都特别强调,涉国安罪名的抓捕力道,尤其今年还特别点名对所谓台独份子杨智渊的判刑。

杨智渊原为台湾社运人士,曾参与创建台湾民族党,该党以“推动台湾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并加入联合国”为纲领,他2024年9月在中国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潘嘉伟说,中国对国安相关犯罪者的抓捕力道逐年加大,以香港的经验为例,他听说,已编列了独立的经费在运作,因此,继打压香港后,他认为,中共眼中的台独份子必是北京当局下一波锁定的对象。

中共打贪,越打越贪?

另外,针对两院年增约两成上下的打贪腐成效,潘嘉伟和不具名的北京维权律师都认为,除彰显中共的贪腐结构根深蒂固外,代表习近平这十多年的打贪运动根本失败,因为如果他治理下的官员真的都遵循他依法治国的精神,哪来那么多贪腐?更遑论打贪也是习近平打压异己的工具。

潘嘉伟说:“他(习近平)不断地打贪,我们也都看清楚了,很多案件里面除了是贪腐以外的,也是因为党派的问题、党内的那些内斗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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