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北京发生了一系列的杀戮、抄家、批斗事件，这些文革初期红卫兵主动参与致使上千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主要发生在1966年8月，故称“红八月”。当年8月24日和随后几天，已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及其家人经历并见证了人才济济的中国高等学府清华园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炼狱。黄万里先生的女儿黄肖路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回忆了她父亲和一些她熟悉的清华学者、文人在1966年“红八月”中的遭遇，以此来揭露那些赞美毛时代、篡改历史并煽动文革回潮的中共官方宣传，并呼吁人们牢记“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
黄万里先生1911年出生于上海，是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 2001年在北京清华园因肺癌病逝。
黄万里的小女儿、黄万里研究基金会主席黄肖路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中回忆了黄万里一家人和其他清华师生在55年前的“红八月”中遭受的惨烈冲击。
同在清华园 父子见面难
黄肖路说，她父亲黄万里1957年因在清华校内刊物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而被毛泽东批评“这是什么话？” 中了毛的阳谋，以后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时仍未“摘帽”。她母亲丁玉隽当时在清华大学校医院工作。
黄肖路说，她二哥黄二陶是清华大学冶金系学生，正常情况下应该1967年毕业，当时住在清华园学生宿舍，却因文革开始后的政治气氛，有三个半月不敢回到清华园新林院5号甲的家看望“右派”父亲、母亲和妹妹。
“他是住在7号楼学生宿舍。自从6月份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文革闹得轰轰烈烈开始到9月中，我二哥黄二陶都没有回家看过。因为我们都互相避讳，怕（被认为）回反动的没摘帽的大右派父亲家串联什么的。我们互相都要回避。”
阴阳头、癞痢头、光头
1966年8月24日，黄万里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以后还被剪了阴阳头。
黄肖路说，她父亲当天晚上从二校门被拆现场搬石头后回家，用家中使用多年的理发推子自己把阴阳头剪成接近于光头的平头。
“到了1966年8.24晚上，就派上了用处。我父亲就把这个推子找出来。我妈还没回到家，他自己就把红卫兵给他剃的阴阳头，照着镜子，差不多地推成平头、一个光头。”
黄肖路告诉美国之音，第二天黄万里到水利系劳改地点后，红卫兵命令他把一同劳改的难友们剪成阴阳头。
“红卫兵递给他一把破剪子，说黄万里，去把他们那几个人的头理了，理成阴阳头。我爸当时特有心眼儿。就故意把他们的头发左边剪掉一些，右边剪掉一些，弄成了我们所谓的癞痢头。”
黄肖路说，这些批斗对象被拉出去示众以后，因为害怕遇到外校红卫兵或者路上的小孩子再遭受殴打凌辱，一直在劳改地点躲到天黑以后才敢回宿舍。
“那时候单身的人连把剪刀都没有。他们想着明天要带着黄万里给剃的癞痢头要再去劳改，将要受到鞭打呀、侮辱啊，正在非常恐怖无奈的时候，突然乓乓乓敲门，宋德楠和陈尔桔一看，黄万里冲进来了，递给了他们这个推子，说你们俩赶快理，你们理完了，我还得送给胡嘉博他们呢。这两个人当然用感激涕零都没法形容了。”
黄肖路指出，黄万里当时的身份是没摘帽右派，竟然敢在8.24恐怖经历的一天之后冒着生命危险骑着自行车去给他的难友们送理发推子，尽其可能地维护他们起码的一点尊严，他的仗义为人让当年的难友们至今难忘。
“黑帮”被迫互相打人
又过一天，8月26日，黄万里的好友、清华校医院院长谢祖培等一批被打倒的专家、学者与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等校领导被红卫兵拉出去游街。他们被要求一边行走一边用木棍打前边的人。
据刘冰的文革回忆录《风雨岁月》记载，刘冰前面的人是谢祖培，他不忍心动手打这位非党人士的老专家，但是在旁边监视的红卫兵打刘冰耳光，以武力逼迫他打人，无奈之下刘冰只好在谢祖培的屁股上打了几下。
后来谢祖培把这件事告诉了黄万里和家人，并且讲了他在生物馆关押期间另一件遭受虐待的事。
医学专家渴饮厕所水
黄肖路说，谢祖培是留德医学博士，是一级医生，月薪300多元人民币，在当时是很高的工资，是看管他的那名炊事员工资的将近十倍。黄肖路说，谢祖培在8月24日那天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迹斑斑，并且出了很多汗，口渴难耐，可是那名炊事员不许他喝水，他就想了个办法，到厕所去喝冲厕所蹲坑的自来水。
“我看过清华公共厕所蹲坑有多脏。作为外科大夫的谢祖培，就趴在蹲坑，拉了水箱，水流下来，他趴在蹲坑那，用嘴接住了清凉的水。他笑眯眯地对我爸说，‘黄先生啊，我这辈子可没喝过这么甜美、清凉的水了。’”
钱伟长拒当搬尸工
1982年，黄肖路移居美国，目前在华盛顿近郊居住。她告诉美国之音，1990年代末，她开始搜集资料，研究文革历史。
黄肖路指出，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一大批被打倒的所谓当权派校系领导和专家教授们被关进“牛棚”生物馆，其中包括著名力学家钱伟长，四十天以后才放出来。
黄肖路引用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教授的回忆著述表示，黄延复当时也被关在生物馆，他曾听到钱伟长在被关押几天后向红卫兵要求回家，并说他不想再去搬死尸。
“他就听见，可能是8.26、8.27了，钱伟长就在那大吵，好像连哭带吵，说‘我今天再也不去搬死尸了。我宁愿……你们就把我放了吧，我回家了。’”
黄肖路表示，那段日子清华园几乎每天有人丧生，有不堪凌辱暴力虐待被迫自杀的，有被殴打致死的，也有一些老人为了不连累家人服安眠药自尽的。
黄肖路估计，1966年 8月24日之后几天之内，清华园至少有10位老人死于非命。但是她说，那段时间究竟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一直是个谜。
亲人相聚 悲喜交集
黄万里夫妇育有三子三女，黄肖路在三姐妹中排行最小。
黄肖路说，1966年8月27日，北京红卫兵抄家打人的狂潮稍微缓和，她的大姐和二姐等家人从北京市东城来到清华园探望父母。二姐黄无满看过黄万里后背上被皮带抽打的道道伤痕后，庆幸父亲仍然活着，并且说了让黄肖路感到惊讶的一番话。
“我二姐就特别高兴，说‘爹，你真幸运呐。你知道吗？我们东四礼士胡同小学的体育老师都被打死了。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见着地富反坏右，甚至于根本不是地富反坏右，他们认为的坏人，就是往死里打。你在清华大学里待着，到底是大学生，比那些中学生文明多了。你才受了这么点皮肉痛苦。’”
黄肖路回忆说，听了黄万里用推子把自己被剪的阴阳头改成了平头，第二天又冒险送推子给四个难友，让他们把癞痢头改成平头、光头的故事，她大姐黄且圆吓得几乎要哭了。
“她说，‘爹，你怎么这么大胆？你不怕红卫兵要报复，要刮你的头皮呀？你怎么这么大胆。两个人，一个是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害怕得快要哭了。唉，我永生难忘。她们说话的表情、语气我永远记着。”
在结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黄肖路引用已故文学家巴金的话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所以对我来说，记录文革历史，是防范文革灾难再来的第一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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