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封不住的汹涌民意(上）：上海人要发问

武汉封城时有《方方日记》，上海封城时有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上海人应该底气十足，因为上海有很多人，面对更加严格的监控与审查机器， 用创新的方式纪录疫情、表达不满和提出质问。他们不只问着何时解封?何时能抢到菜?何时不用再遵守着毫无人性的防疫政策?他们还困惑着，在这场残酷的封城仪式后，上海还会是过去那个远比中国其他城市更加开放的上海吗?上海又为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下面是本台记者唐家婕制作的两集特别节目《疫情下封不住的汹涌民意》。今天请听上集《上海人要发问》。

“上面讨厌的声音”

在中国当局继续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下，2500万的上海居民已经被关在家中超过六个礼拜。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不仅行动自由被限制，更难受的是发声的权利也遭剥夺。

浦西静安区的李先生已在他一居室的公寓里，待了四十多天。与记者通话前，他先把手机里的微信号登出，他说这是为了避免监控和数据搜集。基于安全考量，李先生不愿透露全名。

“我觉得最难熬的就是没有Freedom(自由)。Freedom of speech(言论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移动自由)，以及自由地享受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你常会想……Why?这一切(防疫政策)毫无道理。于此同时，你又会想……What’s coming? ”

李先生在一家外商公司从事营销工作。跟无数上海居民一样，三月底，他对于封城传闻感到不安，仍听信政府说这是暂时举措。直到封城期限一延再延，他突然发现自己在这座富有的国际大城市里，必须靠抢菜维生，日日担心“转阳”后会有“大白”上门把他拉去方舱，还有种种难以理解的防疫手段，到最后，连质问都要提心吊胆。

“你发现新闻上看到的，跟你的实际生活是两回事……这是很错乱的一件事。明明就是不正常的事，他们还要来说服你这是正常的。到现在把你家门敲开、把你拉走这都正常，我就觉得天啊，这是电影吗?”李先生问著。

4月22日，一部名为《四月之声》的六分钟短片，像暴风骤雨一般席卷海内外社媒平台，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平台上出现现象级的传播 ，网传在被删除前一天内就达到超过四亿的观看数。这个视频汇总上海封城后，人们上传到社媒上的普通居民遭遇各类生活困难与不公的真实录音，搭配着航拍的空空如也的上海街景的黑白视频。在这个短片中可以听到包含物资短缺、病人得不到救助、宠物被打死、幼儿与家长被强迫分开隔离、方舱环境恶劣等各种控诉。

视频以3月15日和26日的上海疫情发布会作为开头。一位官员表示上海作为全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封城。这个官方保证与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残酷的封城，形成讽刺的对比。

“我们都快饿死了，＂影片中等不到物资的小区居民哀求。

“病毒倒不会死人的，饿要饿死人的。＂另一名居民说。

“我也希望上面有好的政策给我，我可以对居民交代，现实是没有……。＂浦东一个居委书记在电话里哭诉。

引发网友共鸣的《四月之声》很快被互联网公司及当局全面封杀，但是无数的网友用各种方式接力转发，企图绕过审查。最后视频作者发文称，因为发现视频的传播速度以及范围已经超出自己的预料，加上观众对其影片的解读与他制作影片的“原意”相去甚远，他决定自行删除视频。

网上曾一度传闻《四月之声》作者被带走，但作者在公众号澄清“没有官方人员联络我”。自由亚洲电台无法独立核实消息的真实性。作者的微信公号已停更，作者的微博号“永远的草莓园”也消失，原因不明。

“这些声音就是……上面最讨厌的声音，一定会想办法把它清除。”李先生观察，在那个网友接力转发，《四月之声》和相关的文章却被清除殆尽的周末之后，上海朋友圈的气氛从愤恨不平，转变为更多的恐惧。“我后来会对自由这件事有不同的明白，在别的国家你至少可以去fight for (争取)自由，但在中国绝无此事。”

上海封城催生新的艺术形式

被封锁在家的上海人很快发现，中国式的审查跟防疫政策很像 — 没有标准与底线。但是聪明的上海人，或者是更广义的中国网民，却不断变换着形式执意要把心中的愤怒表达出来。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人间四月里。两千万人禁足禁语，剧本荒唐离奇……。”两个年轻女孩在家里弹着吉他演唱的改编歌曲《独角戏》，质问清零政策。这个视频也遭到全网删除。

“这上海有这么多人，每个人，守着一扇门。我空荡的冰箱里残存一根葱，还烂了半根。我们的上海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全副武装，拉走那么多人……。”视频里，女童养乐多和妈妈梦婆对唱的改编歌曲《这上海有那么多人》，质疑上海缺乏人性的强拉隔离政策。不出意料这个视频也被全网删除。

“秒杀、团购、三餐食材储备够不够。鸳鸯锅、流水席、巧妇难耐心中烦忧。几时到货?团长知否?” 连一首网友改编的《上海滩菜之歌》，自嘲著缺货的日常，询问几时到货，也遭到删除。

“歌曲和视频等创意内容更有可能传播开来——它们有时比文字更强大，而且可以触及情感。审查单位知道，中国人使用创造性的手段来规避审查限制，因此他们也在锁定删除这类素材。”总部设在中国的网络审查观察网站GreatFire.org共同创办人史密斯(Charlie Smith)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个网站自2011年开始追踪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被审查的帖子，基于安全考量，史密斯是他的化名。

面对快速的审查机器，上海民众用新的方式纪录疫情和表达不满，录音、音乐、改编歌曲，几乎成为一种纪录上海封城的新的艺术形式。

“上海的审查可能会创造新的形式、管道，比如用比较暧昧的形式去诉说，可能会用一种看起来好像乐观、但其实是一些无奈的表达方式。这次上海的作品可以看到这样的通性。 ” 研究音乐审查的英国卡地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创意与文化产业硕班讲师林真宇告诉本台，“但审查的可怕之处在于，到最后不是一个明确的由上面而来的、中心化的管控，很多时候他变成是层层的猜测。在这样顾忌、暧昧、跟不明确的状态下，也印证了现在时局里，言论自由可能被影响跟控制的程度。”

中国审查机构的敏感神经甚至连中国官方歌曲都不能容忍。一些网民用中国国歌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表达对封城的愤怒，这个热搜话题因此遭到微博封杀。另一个网络上热传的视频显示，一名上海男子无端遭四名警察登门传唤，指控他向邻居播放歌颂共产主义的《国际歌》，需要配合调查。

2020年武汉封城时，有作家方方以日记的方式记录封城期间老百姓的疾苦，一时洛阳纸贵；2022年的上海封城时，有众多的没有姓名的网友以视频和歌曲等艺术形式记录疫情下的疯狂，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和愤怒。

上海人已经失去对政府的信任

“很多作品、视频、文章，很多都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上海怎么会搞到今天（这个地步）?所有人都提问。这是跟当初武汉不一样的，当时在武汉更多是悲痛和愤怒，上海多了一层困惑、震惊。”近日出版了关于武汉封城新书《禁城》的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告诉本台。

老家在武汉的上海居民董女士也因为安全考量不愿全名受访。她告诉本台说， “上海封城跟武汉封城是有本质不同的。武汉人民坚信这会胜利，当初身边大多数人是抱死的决心要把这个东西解决，大多数人非常相信政府。但上海现在是高度质疑(政府)、甚至失去公信力，甚至完全不想相信。”

与武汉封城时隔了两年多，科学界对新冠病毒已有更深的认知，疫苗及药物已上市。世界各国随着疫情的变化调整防疫措施，逐步开放国境。

然而，在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有关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将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而且明令对怀疑中国防疫的言论”作斗争”。

中国官方不断自豪地强调中国式防疫让自2019年武汉爆发疫情以来，中国仅15000人死亡——远远低于美国的100万人或巴西的66万人、印度的52万人。但质疑者却认为中国数据的准确性，还有次生灾难导致的真实死亡数字。

美国宾州大学传播与社会学教授杨国彬在智库亚洲协会下属的网站上写道，“中国自上而下、一刀切的疫情防控政策并不总是奏效。”他分析，中国的官僚体制让人们宁愿盲目听从指令，不愿质疑程序的不合理性，“这成了造成上海封城困境的根本原因。”

林真宇有相同的看法，她说，当公民自主的质问被抹去，留下的只有与现实脱节的历史记忆，透过社会批判去检讨与进步的可能就会消失。最后公民失去选择，甚至开始失去批判的能力。

“我觉得从两年前的武汉，到现在的上海，或许到未来的北京，这个政府并没有学到太多有用的知识。只是学会如何控制社会、控制人民，而且变本加厉地（更加）残酷了。 ”慕容雪村说。

李先生把上海视为引以为傲的“家”，他说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让她仿佛是“全中国最不像中国的地方”。不过，一场封城证实了这样的“自由”如此脆弱，他说自己跟身边的朋友都待不下去，有的已经想办法“出逃”了。

“ 上海已经不会跟以前一样了，这个我们都蛮清楚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