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没有大兄

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成名作叫做《唐山大兄》，说的是一个来自中土的青年在泰国打工，发现自己的老板是黑恶势力，最终见义勇为、惩恶扬善的故事。这里的唐山，指的是“大唐江山”，也就是对于故土的泛指，老一代侨居海外的华人都习惯于把故土称之为“唐山”。唐山大兄也就是指挺身而出的中国大哥。

时代可能确实不太一样了，历史在今天开了一个大玩笑，真正的唐山没有大兄，只有大凶。前有大地震，后有烂人渣。这里的故事也不是见义勇为，而是惨不忍睹。李小龙如果还活着，怕也是没有脸再拍《唐山大兄２》，刚猛如他，估计也只能拍一个《烧烤店的血案》。

我没有勇气看完唐山的那段视频，好几次都忍不住快进了——但是我的女儿看到了，十几岁的小姑娘出奇愤怒，难以置信。用网友的话来说，几千个密接几小时搞定，几个畜生却一晚上追捕。有些事，好像让擅长流调的疾控中心派几个大白去干更好？

是的，我相信但凡正常的人类，对于这种突破性的人性之恶难以置信之余，可能都有疑问：在人类的世界里，畜生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畜生得以横行？

我首先要说，某些评论把这件事归结为女性权益保护方面的问题，我不太赞同。这种恶行，它跟性别没有什么关系——对于恃强凌弱的畜生而言，只要是比它们弱的，都可能成为践踏的对象，只不过这一次恰好是女性而已。它们可能昨天也欺负过老人孩子或者许许多多的普通人。

真正让人觉得悲凉的，是这场发生在闹市的血腥暴力，在姑娘的哀嚎中，竟无一人是男儿。虽然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场景我们见得很多，但还是每一次都会深感绝望。这种绝望和天天挂在嘴边的五千年文明对比起来，尤为悲哀。

我倒不是想抨击在场的人。因为人性是个复杂的话题，如果仅仅归于地域或者国别，那么有地图炮之嫌，也不利于我们看清民风背后的环境成因。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我们也在现场，能干什么——如果一个人冲上去，可能打不过，一起被送进医院；如果一堆人冲上去，可能涉嫌聚众斗殴，一起被告上法院。毕竟扶一个摔倒的老人可能赔的倾家荡产，保卫自己受辱的母亲也可能判个无期徒刑。这都是殷鉴不远的活生生的现实案例。

“唐山”没有好人的原因在于，做一个好人成本极其高昂，高昂到某些时候大于为非作歹。因为从法律到现实，没有什么东西足以支撑起你放心大胆的当一个“唐山大兄”。之前有人开玩笑说，当好人你如果不能随身带一个摄影师，那么就得至少得带一个摄像头。就像彭宇案的法官让人瞠目结舌的那句世纪之问：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扶？

底层社会由于生存资源较之上层更逼仄，所以在生存竞争中，道义与道德是禁不住丛林法则的考验的。一旦有人突破人性底线未能被惩处甚至还获得了好处，那么很快就形成羊群效应，导致整个社会层面的崩坏。当然有些时代是不介意这种崩坏的，甚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把民众割裂成手无缚鸡之力、也没有道德是非观念的原子才是好事。

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法律并不认可道义或者道德，我们却又要在生活中苦苦期盼道义或者道德，这就成了缘木求鱼。诸如唐山打人的这几个人渣，不同地方不同时代都有，而且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事情如此发酵，很可能也就是治安拘留就完事——就像《北京青年报》那篇厚颜无耻的报道一样，“搭讪”“冲突”“对抗”，然后作为酒后滋事再罚酒三杯。

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个激起众怒、又没有什么复杂背景的案子，很快就能结案，处罚的力度可能也会如大家所愿。但是我也不怀疑，在一个戾气越来越重的时代里面，这样的悲剧，远远没有结束。对于小鱼小虾，也许我们的愤怒有点用，对于养成越来越多这些恶行的环境，其实也只是饱含愤怒的无力围观，最后连我们自己都会感到绝望和麻木。

几年前某团的官微放言“深夜出门撸串？不好意思，美国给不了你这种安全感”，说的是“在中国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却可能成为一道道的催命符”。而今我身在美国，也确实深夜里独自去撸过串了，很不幸的是所谓的“催命符”却是在遥远的唐山看见。之前有读者让我谈谈对于美国枪案频发的看法，我现在倒是可以说说——如果唐山的姑娘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包里放上一把枪，哪怕只是小口径的防身装备，我想可能强弱的对比会瞬间转变。2016年，在美国乔治亚州圭奈特郡(Gwinnett)经营水产店的福建移民陈凤珠，夜间遭遇三名歹徒持枪入室抢劫，仅仅只练习过射击一次的陈凤珠面对危况，二话不说，拔枪即射，一名歹徒当即毙命，两人落荒而逃。事后陈凤珠不仅没有任何责任，还受到了来自警方和社会的褒扬。

是的，有时候面对无法原谅的恶，我更喜欢陈凤珠这样的回击。谁是谁的“催命符”，不在于力量，而在于环境。

真心的希望，唐山的那几个姑娘能够早日见到正义的伸张，也真心的希望，狭义的唐山，或者广义的唐山不仅出人渣，将来也能有出几个除暴安良的大兄，能有几个拔枪就干的陈凤珠更好。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