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代早期,中共愈发肯定中国将重新成为超级强权,于是它发展出一套普遍推广的策略,运用中国语文及文化的吸引力,向外国人发动软实力攻势,特别是针对外国大专院校。当时的西方教育机构对所有的中国事物都迷得不得了。中国、中文、中华文化不只是那时候最潮的研究领域,慢慢地大家也发现了这些研究可以赚钱。在中国学生已经让人榨取大笔国际学生学费之后,大学又开始挑战能够合法招收外国学生的比例上限。大学里的专门研究所纷纷跟风抢钱。亚洲研究所开始蓬勃发展,里面最强势的往往就是中国研究。企管系所发现瞄准中国市场的业界急需协助,他们对中国市场抱持著极度夸张的期待,因此很愿意出资赞助训练机构。
中共看到西方学术机构已敞开大门准备好与中国合作。但北京想出的做法实在很讽刺,因为中国不久之前才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口号正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场打倒偶像的大型狂热运动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要摆脱儒家的孔子所设计的封建礼教,正是这些规范让中国两千多年来在文化、政治、行政方面得以凝聚为一体。但中共明白,与西方世界打交道时,拿孔子出来当现代中国的守护神要比其他做法来得有吸引力,例如,至少比重新粉饰毛泽东僵死的意识形态,让他变身为有模有样的英雄强多了。
中共决定在全世界的大专院校与各级学校设立孔子学院的网络。孔子学院将有中方教师提供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教学,同时北京也将给予足够的补助,使所在机构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提案。孔子学院最早的试办是二○○四年六月在乌兹别克的塔什干。试办非常成功,于是仅仅五个月后的二○○四年十一月,第一所完整的孔子学院就在首尔设立。截至二○一八年初,根据主管孔子学院的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公布,海外的孔子学院共有五百一十一所。其中有十二所孔子学院设在加拿大大专院校,三十五个孔子课堂设在加拿大的高中。
刚开始,表面上看来,孔子学院显得无可挑剔。中国官员让大多数孔子学院看来就像某些欧洲国家的文化推广组织一样,例如法国文化协会、德国歌德学院、英国文化协会。汉办属于中国政府的正式组织,在架构图里面是放在教育部底下。因此,汉办与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及地方教育主管机关签订协议,提供经费与师资给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看起来就像正当的教育交流计画。然而,只要稍加研究,便能发现孔子学院的规画乃是中共一项重大的国际宣传暨间谍工作,只是表面上以文化交流的名义来加以掩饰。
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引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李长春,他说孔子学院是“中国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发展显示出孔子学院远远不只如此。大部分的孔子学院都是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的间谍分支机构,借此来控制中国学生、搜集所谓敌人的情报、威慑异议人士。本书写作时,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是副总理刘延东,她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前也担任过统战部部长。理事会里面还有其他中共高级官员,来自包括财政部、教育部、外交部,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加拿大第一所孔子学院是二○○六年二月设立于英属哥伦比亚理工学院(BC理工,BCIT)。开幕活动办得十分浩大。加拿大方面的两百位来宾包括联邦级、省级、市级官员,时任英属哥伦比亚副省长的雪莉.庞德也出席了。中国代表团更教人叹为观止,领军的是中共高级干部暨教育部长陈至立。不久便有人提出质疑:BC理工的孔子学院到底在搞什么。二○○八年初《温哥华太阳报》教育新闻记者珍奈特.薛蒂芬哈根找到一些收据的影印本,是北京为了孔子学院交给BC理工的钱,总计约四十万加币。薛蒂芬哈根造访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该院院址,发现“没有什么活动的迹象”,这是她在二○○八年四月二日的报导。
“近期《太阳报》曾三度前往BC理工八楼,但标示为孔子学院的接待柜台却空无一人。其中一次,整个八楼空空如也;另一次,有些人正在上课,但这些课程活动全都是其他组织举办的。”BC理工副校长吉姆.赖赫特接受薛蒂芬哈根采访时表示,该校仍在整备中,以决定哪一种课程最适合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英属哥伦比亚省民。报导引述赖赫特说:“我们的方向不在于数字要庞大。孔子学院真正的目标是在开设的国家、开设的机构以及中国之间搭起桥梁。”
当时薛蒂芬哈根在《温哥华太阳报》有一个附设的网志,她在上面阐述了心中对BC理工孔子学院的一些疑问。二○○八年四月四日她发文说:“曝光给我的收据大约有四十万元,但总支出的金额可能更多。有人告诉我,孔子学院在那段期间〔自从二○○六年启用以来〕以钟点学程所招收的学生不到一百位。BC理工说其实人数比较接近两百五十位,但这个数字包含了报名一日课程的学生,例如‘一日速成汉语’。为什么中国要花这么多钱却做这么少?这些钱又是怎么花的?我没有答案,因为BC理工与北京签订了保密协议,与孔子学院相关的一切财报也都是机密。”
汉办与设置孔子学院的机构所签订的协议确实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协议中亦有条款确保汉办有权决定孔子学院中哪些主题是政治上可以讨论的,而哪些是不可以讨论的。协议里的基本保密条款十分严苛,写著:“协议双方将本协议视为保密文书,任何一方所获取或知悉关乎另一方的材料或资讯,未得另一方书面同意之前,均不得发布、揭露、使之公开,或容许第三人发布、揭露、使之公开,除非协议一方为了达成协议中所约定之责任,必须将上述材料或资讯予以发布、揭露、使之公开。”
制式协议里面最诡异的应该是第五条,规定孔子学院开展的活动须符合中国和所在国的习俗、法律与规定。这一点在加拿大以及所有设置孔子学院的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办到。加拿大的法治以及《权利与自由宪章》所形成的社会基础,和中国的情况毫无相通之处;在中国,中共并不接受法治,宪法则是一纸空文,要不要尊重宪法取决于政治上的方便。加拿大有些大学及学校开始认清孔子学院的真面目,就是因为此一条款所造成的冲突。愈来愈多加拿大学者及校务人员开始担心,在他们的学校里有这样一所机构,将使学校在学术严谨及卓越方面的声望下降。
就算孔子学院原本的真面目起初还没有引起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注意,等到英属哥伦比亚理工学院这所加拿大在科技方面的顶尖院校也要设立孔子学院了,情报局无论如何都会开始关注。仅仅一年后的二○○七年二月,安全情报局已完成一篇报告,将孔子学院描述为软实力代理人,要为二○○八年北京主办的夏季奥运大作宣传。该报告经过编辑后的版本由《加拿大通讯社》透过资讯公开法取得,并于二○○七年五月公布。报告说,孔子学院似乎主要在提倡中国语言及文化。“换言之,中国希望全世界对于中国以及各种中华事物产生正面的感受。中国要达成此一目标,就得让众人对中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仰慕。正当学界还在探讨硬实力──坦克、飞弹、枪枝等等──相较于软实力的重要性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把软实力视为同样有用的概念了。”
※本文刊载于上报,摘自《大熊猫的利爪:中国如何渗透、影响与霸凌加拿大》/左岸文化出版/作者为加拿大新闻工作者,1970年代晚期担任《多伦多星报》欧洲局局长,1980年代中期效力索瑟姆报业,奉派驻欧,1989年驻非洲,1993年驻香港,之后驻温哥华,为“后媒体集团”(原索瑟姆报业)撰写国际事务专栏。现为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见于iPolitics, Facts and Opinions, The Star, Asia Times等,著有《禁忌的国家:台湾大历史》(望春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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