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的道路

张3丰
2024-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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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片

昨天关于“何伟卖车”的文章没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有必要给大家汇报一下,已经有一些人联系了帮何伟卖车的朋友,大概率能够成交,非常感谢大家。

其实我也有一个私心:如果实在没人买我就买下来,作为有杏书店的一个“流动书摊”,上面放何伟的书,可以开到一些地方。

我自己买过所有何伟著作的英文版,全部都是在淘宝上买的,前些年淘宝店铺还可以买英文原版书。

在他的所有书中,我最喜欢《甲骨文》。这本书中写到陈梦家的故事,他在《1984》出版不久就读了该书的英文版,文革开始不久,他看到一些场景,认为某种生活要来了,就选择了自杀。

我硕士读的是现代文学,早就知道作为诗人的陈梦家,他1949之后的经历却是我忽略的。也是在《甲骨文》中,我读到了巫宁坤和他的《一滴泪》的故事,后来到处找《一滴泪》这本书。

这说明,何伟是懂中国的。

疫情开始,他在《纽约客》上的文章称赞了防疫管控,这让很多朋友感到不爽。我当时也很失望,后来能够理解了:他是在为美国读者写作,心中作为对照的,可能是美国的“乱象”吧。

何伟是爱中国的。这种爱现在看来有点不合时宜,美国人怪他,一些中国人也怪他。

他的《寻路中国》在中国最受欢迎,可能是书名的原因。很多中国人也都在“寻路”,过去一百多年,大家都在寻找方向,这也是中国人热爱宏大叙事的原因。

但是何伟对宏大叙事没有太大兴趣。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同学,是何伟在涪陵师专当外教时候的同事。她昨天转发我的文章,告诉我:在涪陵的时候,何伟和“同事们”其实没怎么成为朋友,大家因为种种原因,对这个外国人有所警惕。

和他成为朋友的,是他的学生和他接触的“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人,后来他一直关心自己当初的学生,就像一个普通而热忱的老师一样。这是理解何伟最重要的一个角度:他关心的是中国普通人,而他也把自己当成是普通人。

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中国拥有这么多读者。他对中国的理解,是“正确的”吗?或者是“深刻的”吗?这并不重要,因为中国是如此复杂,并不是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真实的:他对中国的理解,拥有广泛的共鸣。

他的意义也在这里:给中人一个视角,“原来我们在一个美国人眼中是这样的。”很多人因为这个视角,获得了某种灵魂出窍的时刻,有温暖有鼓励,也有珍贵的幽默感。

对读者来说,这是最好的时刻。就像周有光先生有一次强调的,“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但是,作为中国人,出国很难,外语又不好,你如何能够从世界看中国呢?何伟就是老天给大家的那双慧眼。

这种“外部视角”当然也有局限。但是我仍然认为这很珍贵,而且心存感激。

最近在读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的一些书。她1948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当时圣约翰大学(周有光就是从这里毕业)的老师。1950年,裴宜理和父母一起到东京,等读大学才回到美国。她在一本书的前言中谈到,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使用了“回到故乡”这样的说法。

她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一些人也不认可。但是,她博士研究的是“华北革命”,中国刚开放国门,她就申请到南京大学访学,到“淮北地区”实地调查,这真的很可贵。

我愿意把这理解为“人类身上珍贵的天真”。

我在哥大访学,有一次拜访黎教授,他已经很多年不能到中国了,但是一直在帮助到纽约的中国人,帮高耀洁解决在纽约的各种生活难题(刚来的时候甚至陪她买面包),申请低保,组织一个学生小组,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帮助高医生。

我问他一个很“中国式”的问题:你帮助过这么多中国人,谁最让你失望?

我想,一定有忘恩负义、或者后来变得不太体面的人。他笑了:没有,没有一个人让我失望。这就是“珍贵的天真”。如果有这种“分别心”和功利心,他就不可能坚持这么多年,对中国人“无差别”的爱。

我认为何伟身上也有这种天真。如果没有这样的天真,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去呢。

有一次见到Ian Johnson,他知道我从成都来的,告诉我:“我和Peter是好朋友。”“哪个Peter?啊,是何伟,Peter Hessler。”

车卖掉,可能,他以后就变回Peter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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