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七十三）

（接报纸72期）

1955年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120多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择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据上引资料，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还当场念了一幅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的体会。

上联是：客观可能超过了主观认识；

下联是：主观努力落后于客观需要。

他还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粮食总产量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按照现代的语言来说，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想搞“超越式发展”。对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来说，谁都想“超越式发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发展”也可能成功。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又是舆论一律，当权力中心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只有一个方向的力量推动，只有一个方向的舆论作动员，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最高领导人只能得到他喜欢的信息。这就很容易把这种思路推向极端。按照刘少奇的上述传达，毛泽东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通过集体化剥夺农民，限制农民的自由；在城市通过国有化剥夺民有企业，消灭民间的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从根本上消灭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希望经济发展快一点，更希望消灭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快一点。这样做，哪里还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毛泽东著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中还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的稿子是经毛泽东审定的， “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增加200%，即9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是量只有4374亿斤，不到毛泽东提出的目标的一半。直到1993年才达到9000亿斤。当时毛泽东讲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也是组织人算过账的。不过，算账时从好的方面想得多，从不利的方面想得少。这个纲要还规定，从1956年算起，5年到7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实却是，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年中国文盲人口8507万人，文盲率为6.72%。 要说“冒进”的话，这个序言中的粮食指标“冒进”了近30年，扫盲计划“冒进”了100年。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这篇序言，是“冒进”的罪魁祸首。 

在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精神下达后，国务院各部也不顾各自的实际情况，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1967年）的指标。如粮食计划由6000亿斤提高到9500亿斤（加上大豆为1万亿斤）；棉花由5600万担提高到1亿担；钢由1800万吨提高到2400万吨；煤由28000万吨提高到33000万吨。有的部干脆把上述指标的完成时间由1967年提早到1962年。国家计委，作为全国经济计划的权威部门，本来有审查计划、搞好综合平衡的责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标报到国家计委以后，在政治高压力气氛中，他们怕人说自己“右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职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1956年1月14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了国家计委提交的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毛泽东心里更有底了。在1956年1月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1956年2月14日开始，34个部委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些汇报也是在批评“右倾保守”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汇报的内容大多是毛泽东爱听的。听汇报时毛泽东很兴奋，不停地插话，不停地鼓劲，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后来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些插话向下传达后，进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标的温度。 

毛泽东如此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斯大林1953年逝世之后，苏联领导层几经反复，1954年赫鲁晓夫终于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但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朝鲜战争胜利以后，他的地位显然提高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他虽然口头上一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在内心想取而代之。而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前面。毛泽东说要超英赶美，其实，他最想超的就是苏联。对毛泽东这一动机，李锐、沉志华的著作中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冒进，是指走得太快，不顾条件、不顾后果冒然前进。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1957年初。反冒进的主要人物是国务院的一些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因为速度太高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必须由他们来解决。他们是实际工作者，他们更多地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他们是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这批人以后发展为中国的“务实派”的主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的八十年代，他们成为左右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对中国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后话。

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形势下，从1955年开始，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势头。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后来基本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项目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原来是121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2%，后来又增加到170亿，180亿。基本建设项目一多，资金，钢材，水泥，设计等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紧张。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设项目。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压力很大。从他这个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很多部门正在做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他们商定把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元。压缩以后的这个数字还是比上一年增加了68%。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1956年4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还感到指标太高。但4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不同意毛的意见，说这样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最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找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很生气。不久，毛就离开了北京。从5月起，周恩来从防止冒进转向纠正冒进，5月11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1956年5月，中共中央开会研究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预算报告，决定经济发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中央这个会议的意见，6月3日，财政部提交给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中，写进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文字。6月10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这个初稿。并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在政治局会议的修改稿中，明显地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在这期间，又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意民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这个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经过多次讨论，经过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登出。在发表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来势汹涌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基本建设、职工人数等方面还是增长过快，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一年计划和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八大”通过的这个政治报告实际是政治上的反冒进。报告中有两个估计：

一个是对阶级关系的估计：“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结论。

在上述估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

在“八大”上通过的、周恩来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强调“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表面上两面都反的说法，在当时就是反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认识有些不一样。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泽东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八大”的决议。否则，他只能辞职下台。但是，中国是一个王权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制度构架已经把毛泽东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极其稳固。毛泽东是不会允许臣下违背他的意愿的。他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不满，对“八大”的决议不满。他不仅要对反冒进进行还击，还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在这个制度条件下，他有力量做这件事。他在等待条件和时机。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批评反冒进的条件终于有了。1957年下半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经过去，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一五”计划完成，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

毛泽东开始反击了。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高调讲话。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就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则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法…….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联盟。 

毛泽东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委”，并且和国民党、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这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说法。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毛泽东转向了政治。他不动声色地否定了“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推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点民主气息，可见在他身边工作的“战友”们都是他驯服的臣下。既然党代会的重大决议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见都会被他的臣下附和，并奉之为金科玉律。

而就在这次会上，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周恩来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毛泽东话音一落，原来主张反冒进的人噤若寒蝉，再不敢说反冒进了。

毛泽东推翻“八大”决议中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判断，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领导干部中是有基础的，党的干部大多数是阶级斗争的专家，一提起阶级斗争就十分兴奋，就会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为。毛泽东举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把刀子，为1958年以后压制不同意见，准备了武器。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于11月13日，又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向全民公开。这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受到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启示，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不仅能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主要产品产量。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千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千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设想1973达到4千万吨钢的产量，实际上，中国的钢产量直到1983年才达到4000万吨。毛泽东提的指标“冒进”了10多年。但是，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设想事前和事后都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讨论和分析，没有组织专家论证，1957年12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