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報紙72期）
1955年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參加會議的有120多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
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毛主席說：「我們可以有幾條路前進，幾條路比較一下，要選擇比較合理、正確的路線。」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現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後於形勢的發展，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這條保守的路線.……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據上引資料，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還當場念了一幅對聯，表示對毛澤東批評右傾保守的體會。
上聯是：客觀可能超過了主觀認識；
下聯是：主觀努力落後於客觀需要。
他還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糧食總產量1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按照現代的語言來說，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想搞「超越式發展」。對當時的中國貧困落後的現狀來說，誰都想「超越式發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發展」也可能成功。問題在於，當時中國缺乏權力制衡機制，又是輿論一律，當權力中心提出一個指導思想以後，只有一個方向的力量推動，只有一個方向的輿論作動員，只有「正反饋」，沒有「負反饋」。最高領導人只能得到他喜歡的信息。這就很容易把這種思路推向極端。按照劉少奇的上述傳達，毛澤東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批判的範圍涉及到經濟建設的各個領域。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村通過集體化剝奪農民，限制農民的自由；在城市通過國有化剝奪民有企業，消滅民間的經營活動。這實際是從根本上消滅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僅希望經濟發展快一點，更希望消滅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也快一點。這樣做，哪裡還能實現「超越式發展」？
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毛澤東著作《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序言中還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1967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年1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的稿子是經毛澤東審定的， 「說明」指出，到196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共和國成立以前糧食（包括大豆）最高年產量是1936年的3000億斤，增加200%，即9000億斤。事後的實際情況是，1967年糧食總是量只有4374億斤，不到毛澤東提出的目標的一半。直到1993年才達到9000億斤。當時毛澤東講1967年糧食產量達到1萬億斤也是組織人算過賬的。不過，算賬時從好的方面想得多，從不利的方面想得少。這個綱要還規定，從1956年算起，5年到7年內，基本掃除城鄉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實卻是，2000年進行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是年中國文盲人口8507萬人，文盲率為6.72%。 要說「冒進」的話，這個序言中的糧食指標「冒進」了近30年，掃盲計劃「冒進」了100年。所以，毛澤東後來說，他這篇序言，是「冒進」的罪魁禍首。
在各方面批判「右傾保守」的精神下達後，國務院各部也不顧各自的實際情況，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匯報時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到1967年）的指標。如糧食計劃由6000億斤提高到9500億斤（加上大豆為1萬億斤）；棉花由5600萬擔提高到1億擔；鋼由1800萬噸提高到2400萬噸；煤由28000萬噸提高到33000萬噸。有的部乾脆把上述指標的完成時間由1967年提早到1962年。國家計委，作為全國經濟計劃的權威部門，本來有審查計劃、搞好綜合平衡的責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標報到國家計委以後，在政治高壓力氣氛中，他們怕人說自己「右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職責，不敢提出不同意見。1956年1月14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有了國家計委提交的這個激動人心的計劃，毛澤東心裡更有底了。在1956年1月的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1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麼，中國要超過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1956年2月14日開始，34個部委向中共中央匯報。這些匯報也是在批評「右傾保守」的政治氣氛下進行的，匯報的內容大多是毛澤東愛聽的。聽匯報時毛澤東很興奮，不停地插話，不停地鼓勁，說「中國工業的發展速度可以超過蘇聯」，說「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空，二曰白，一點負擔都沒有。美國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蘇聯開始也是白。」（後來發表時改為「一窮二白」）這些插話向下傳達後，進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標的溫度。
毛澤東如此急於建成社會主義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他要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斯大林1953年逝世之後，蘇聯領導層幾經反覆，1954年赫魯曉夫終於取得了比較穩固的地位。但是，毛澤東看不起赫魯曉夫。朝鮮戰爭勝利以後，他的地位顯然提高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有一種「捨我其誰」的感覺。他雖然口頭上一再說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為首」，但在內心想取而代之。而要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兒」，中國的社會主義必須走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前面。毛澤東說要超英趕美，其實，他最想超的就是蘇聯。對毛澤東這一動機，李銳、沉志華的著作中都有較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來帶頭反「冒進」
冒進，是指走得太快，不顧條件、不顧後果冒然前進。反對經濟建設上的冒進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續到1957年初。反冒進的主要人物是國務院的一些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因為速度太高帶來了很多難以解決的難題。而這些難題必須由他們來解決。他們是實際工作者，他們更多地從現實角度考慮問題。他們是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這批人以後發展為中國的「務實派」的主力，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逝世後的八十年代，他們成為左右中國經濟政策的主導力量，對中國的命運起着決定性作用。這是後話。
在批判右傾思想的形勢下，從1955年開始，在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層層抬高經濟指標的勢頭。特別是基本建設規模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規定，5年內限額以上的基本建設項目694個，建成的455個，後來基本建設項目追加到745個，建成項目追加到477個。幾個月以後，又將建設項目追加到800個，建成項目追加到500多個。1957年的基本建設投資原來是121億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2%，後來又增加到170億，180億。基本建設項目一多，資金，鋼材，水泥，設計等方方面面都顯得十分緊張。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設項目。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感到「各方面千軍萬馬，奔騰而來」，壓力很大。從他這個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計劃超越了客觀條件許可的範圍，很多部門正在做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
1956年2月6日，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他們商定把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要求的180億元壓縮到147億元。壓縮以後的這個數字還是比上一年增加了68%。
2月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上說：「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 「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
1956年4月中旬，周恩來、陳雲還感到指標太高。但4月下旬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再追加20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周恩來不同意毛的意見，說這樣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會帶來一系列困難。毛澤東最後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找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很生氣。不久，毛就離開了北京。從5月起，周恩來從防止冒進轉向糾正冒進，5月11日，他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斷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1956年5月，中共中央開會研究6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三次會議的預算報告，決定經濟發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根據中央這個會議的意見，6月3日，財政部提交給政治局討論的預算報告初稿中，寫進了「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的文字。6月10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財政部提交的這個初稿。並指定胡喬木根據討論的意見加以修改。在政治局會議的修改稿中，明顯地加重了反冒進的份量。在這期間，又把1957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147億元進一步壓縮到140億元。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主持起草《人民日報》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其中有這樣的話：「急躁情緒成為當前的嚴重問題，因為它不但存在於下面幹部中間，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間，下面的急躁冒進很多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綱要40條一出來，各系統都不願意民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後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布置工作，條條下達，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現在中央已經採取措施，糾正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這個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經過多次討論，經過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於6月20日在《人民日報》一版頭條登出。在發表前，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上面批了四個字：「我不看了」。
由於周恩來等人反「冒進」，來勢洶湧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1956年經濟還是有冒進的問題。基本建設、職工人數等方面還是增長過快，以致財政第一次出現了10億的赤字。在編制第二個一年計劃和1957年經濟計劃時，周恩來等人還繼續堅持反冒進，把一些過高的經濟指標壓了下來。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八大」通過的這個政治報告實際是政治上的反冒進。報告中有兩個估計：
一個是對階級關係的估計：「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已經消滅的結論。
在上述估計的基礎上，對中國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論。
在「八大」上通過的、周恩來作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中提出，「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強調「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這個表面上兩面都反的說法，在當時就是反冒進。
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和毛澤東的認識有些不一樣。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澤東必須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八大」的決議。否則，他只能辭職下台。但是，中國是一個王權思想影響很深的國家，制度構架已經把毛澤東放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極其穩固。毛澤東是不會允許臣下違背他的意願的。他對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不滿，對「八大」的決議不滿。他不僅要對反冒進進行還擊，還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針和路線。在這個制度條件下，他有力量做這件事。他在等待條件和時機。
三、毛澤東批評「反冒進」
批評反冒進的條件終於有了。1957年下半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經過去，國內的反右派鬥爭已經結束，「一五」計劃完成，農村出現了冬季農田水利建設的熱潮。
毛澤東開始反擊了。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促進派》的高調講話。他說：
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大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我們總是要儘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請大家研究一下。
還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四十條」去年以來就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
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總則言之，「會」多得很，其中主要是黨委會，它的性質究竟是促進委員會還是促退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我看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不贊成恢復，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麼多人促退，我也沒辦法…….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聯盟。
毛澤東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委」，並且和國民黨、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鈎，這是具有很大殺傷力的說法。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毛澤東轉向了政治。他不動聲色地否定了「八大」決議中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他說：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着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
一個人輕而易舉地推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堅持，沒有遇到一點阻力，可見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一點民主氣息，可見在他身邊工作的「戰友」們都是他馴服的臣下。既然黨代會的重大決議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見都會被他的臣下附和，並奉之為金科玉律。
而就在這次會上，在毛澤東講話之前，周恩來還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觀點。毛澤東話音一落，原來主張反冒進的人噤若寒蟬，再不敢說反冒進了。
毛澤東推翻「八大」決議中的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重要判斷，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在領導幹部中是有基礎的，黨的幹部大多數是階級鬥爭的專家，一提起階級鬥爭就十分興奮，就會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為。毛澤東舉起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把刀子，為1958年以後壓制不同意見，準備了武器。
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後，於11月13日，又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把批評反冒進的問題向全民公開。這篇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說，「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為農業發展綱要是『冒進』了。他們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這次會上，他受到蘇共中央書記赫魯曉夫的啟示，提出超英趕美的問題。11月6日，赫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宣布，在以後的15年中，蘇聯不僅能趕上，並且能夠超過美國目前的主要產品產量。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鋼2千萬噸，再過15年，可能爬到3千萬噸。中國呢？再過15年，可能是4千萬噸，豈不超過英國了嗎？」 毛澤東設想1973達到4千萬噸鋼的產量，實際上，中國的鋼產量直到1983年才達到4000萬噸。毛澤東提的指標「冒進」了10多年。但是，毛澤東的這一重大設想事前和事後都沒有經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討論和分析，沒有組織專家論證，1957年12月2日，在中國工會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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