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危机可能是2023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

邓聿文
202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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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在中国安徽省合肥市的一个建筑工地附近的临时帐篷里休息。 (图片来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当观察家们在去年末或今年初预测2023年全球最大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时,都把注意力放在俄乌战争,美中对抗,台海失控,朝鲜半岛危机等,绝未料到中国经济。因为在去年11月底中国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场,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后,人们普遍乐观预期,三年疫情被压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反弹,即使反弹不如预期,但也至少不会很难看;而随着年初经济的复苏,各大经济机构都把中国经济的年增长上调到5%以上,有些更乐观地认为会达6%甚至更高,3月两会中国政府亦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定在5%。

所有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6%,稍逊于预期,这可以解释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以及疫情解封不久,市场经济主体对形势的转变还有一个适应性,人们认为随着政策的明朗化,市场信心会逐步恢复,二季度经济成长会加速。二季度GDP虽达6.1%,看似比一季度高,可这是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只有0.4%的基础上。换言之,由于去年二季度的基数太低,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至少要达8%市场才认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加总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上半年只有4.4%,确实是改革以来最低的。

另外,从今年上半年看,中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物价涨不起来,这同欧美担心的高物价形成鲜明对比。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增长会伴随一定的物价上涨和通胀,物价起不来,经济增速就不可能很高。果然,到7月,中国经济全面走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首次同时下滑,尤其进出口出现剧降,这虽然可以解释为外部需求的持续疲软所致,不单中国如此,然而,7月进出口的降幅之大,还是出乎外界和中国官方自己的预期。

拜登总统最近在一次筹款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不仅是经济的低增长问题,同时还伴随巨型房企和信托机构的连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高达23%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传出的公务员降薪,以及经济界对中国是否陷入通缩之争,总之,几乎所有的信号都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7月的经济数据也说明了这点。

“定时炸弹”激怒北京,拜登究竟在担心中国什么?

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并不为过。事实上,从中国民众和企业界的感受来看,真实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更严峻。有经济学家比如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等人就认为,中国长达30多年高增长的经济奇迹已经终结,将步日本后尘,会有一个失落的十年,甚至比当年日本还惨。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这是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鉴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深度支配,控制过着关键的资源,包括金融和信贷资源,主导战略活动,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以一种人们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书所描述的危机样式呈现。也就是说,中国不大可能出现西方式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只能是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展开。

中国特色的经济危机

至于中国式经济危机的定义和具体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留待研究者去进行学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会因为某个事件的突然爆发——像美国雷曼兄弟事件一样,而出现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崩盘。中国的经济危机会是一种散发型的,多点触发的,渗透于各方面的危机,不只限于经济的某些方面;危机还是一个逐渐累积并和社会联动的过程,比较缓慢,像温水煮青蛙,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解决某些问题,可又积累更大的问题,直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危机才会以一种显型的形式出现。

然而,危机一旦爆发,不会只是经济危机,一定是经济和社会的复合型、系统性危机,是经济、社会和人们价值观的整体崩溃。所以,就此而言,中国的经济危机还处于发展当中,目前只是危机的一个发酵阶段,距离它的总爆发或许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要看中国政府对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的解决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然而,即便如此,考虑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动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缓和内部的各种严重问题,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并可能导致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一点。

第一,中国经济困局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中国政府一直自诩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引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长期超过40%,或许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国经济一旦失速,就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某种动荡,尤其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投资的国家,比如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南方国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为这些国家自身调节的能力有限,也几乎不可能获得外界的帮助,它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将自己锁死在从中国经济的繁荣中受益,一旦中国繁荣不再,就不可能继续让它们享受收益。由于这些中小型经济体大都是贫困落后国家,因中国经济困难而出现的联动困难,有可能会催生它们的政局不稳和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效应不会仅仅局限在它们本国之内,而是向地区乃至全球扩散。

为转嫁危机,习对外可能更具对抗性

第二,中国经济困局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态势,为缓解国内矛盾,转嫁危机,习近平有可能寻求一条更具对抗性的对外路线。恒大和碧桂园两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债务危机,不断出现的金融信托机构的爆雷,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拿出一套相对稳妥的解决办法,势必会联动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触发金融危机,进而引爆地方财政危机,这会是一个过程,不会马上爆发。然而,考虑地方财政的过度负债已存在多年,以前还可以依赖土地收入来缓解,但这些年土地出让收入的急剧减少让过去的循环模式中断,使地方财政早已不堪重负,处于危机状态。地方的财政危机则会导致大众福利(例如养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出现。这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强调促增长与防风险并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

可以说,如果不能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改善企业尤其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国的经济状况还会更加令人堪忧。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没有好的办法。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不排除习近平出于稳定自身权力和政局的考量,采取一条更加激进的和美国及西方对抗的路线,在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主动出击,制造障碍,从而加剧地区形势的紧张和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让外界增强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

目前已看到中国政府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迹象。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出现的危机是习近平自己,他是危机之源。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不足,皆源于对习的政策和路线的不信任。但从当下中国的政局状况看,未来一段时期是无法解决习的一人统治问题的,故而,中国的经济困境可能会持续深化。世界对此需要有所准备。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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