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危機可能是2023年全球最大地緣政治風險

鄧聿文
202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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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在中國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個建築工地附近的臨時帳篷里休息。 (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當觀察家們在去年末或今年初預測2023年全球最大不確定性和地緣風險時,都把注意力放在俄烏戰爭,美中對抗,台海失控,朝鮮半島危機等,絕未料到中國經濟。因為在去年11月底中國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場,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活動後,人們普遍樂觀預期,三年疫情被壓抑的消費和投資需求會有一個井噴式的反彈,即使反彈不如預期,但也至少不會很難看;而隨着年初經濟的復甦,各大經濟機構都把中國經濟的年增長上調到5%以上,有些更樂觀地認為會達6%甚至更高,3月兩會中國政府亦將今年的經濟增速目標定在5%。

所有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出了嚴重問題

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4.6%,稍遜於預期,這可以解釋去年同期的基數較高,以及疫情解封不久,市場經濟主體對形勢的轉變還有一個適應性,人們認為隨着政策的明朗化,市場信心會逐步恢復,二季度經濟成長會加速。二季度GDP雖達6.1%,看似比一季度高,可這是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只有0.4%的基礎上。換言之,由於去年二季度的基數太低,今年二季度經濟增速至少要達8%市場才認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加總來計算中國的經濟增長,上半年只有4.4%,確實是改革以來最低的。

另外,從今年上半年看,中國還有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即物價漲不起來,這同歐美擔心的高物價形成鮮明對比。一般來說,經濟快速增長會伴隨一定的物價上漲和通脹,物價起不來,經濟增速就不可能很高。果然,到7月,中國經濟全面走壞,投資、消費和進出口三駕馬車首次同時下滑,尤其進出口出現劇降,這雖然可以解釋為外部需求的持續疲軟所致,不單中國如此,然而,7月進出口的降幅之大,還是出乎外界和中國官方自己的預期。

拜登總統最近在一次籌款會上說,中國經濟是一顆「定時炸彈」,某種程度上是成立的。不僅是經濟的低增長問題,同時還伴隨巨型房企和信託機構的連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負債,高達23%的青年失業率,不斷傳出的公務員降薪,以及經濟界對中國是否陷入通縮之爭,總之,幾乎所有的信號都表明中國經濟出了嚴重問題。7月的經濟數據也說明了這點。

「定時炸彈」激怒北京,拜登究竟在擔心中國什麼?

說中國經濟出現危機並不為過。事實上,從中國民眾和企業界的感受來看,真實情況可能比統計數據更嚴峻。有經濟學家比如諾獎得主克魯格曼等人就認為,中國長達30多年高增長的經濟奇蹟已經終結,將步日本後塵,會有一個失落的十年,甚至比當年日本還慘。當然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但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問題,這是連官方也不得不承認的。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確定,鑑於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深度支配,控制過着關鍵的資源,包括金融和信貸資源,主導戰略活動,中國的經濟危機不會以一種人們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書所描述的危機樣式呈現。也就是說,中國不大可能出現西方式的經濟危機,中國的經濟危機只能是用一種中國的方式展開。

中國特色的經濟危機

至於中國式經濟危機的定義和具體特徵是什麼,這個問題留待研究者去進行學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會因為某個事件的突然爆發——像美國雷曼兄弟事件一樣,而出現連鎖反應,導致經濟崩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是一種散髮型的,多點觸發的,滲透於各方面的危機,不只限於經濟的某些方面;危機還是一個逐漸累積並和社會聯動的過程,比較緩慢,像溫水煮青蛙,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解決某些問題,可又積累更大的問題,直到越過某個臨界點,危機才會以一種顯型的形式出現。

然而,危機一旦爆發,不會只是經濟危機,一定是經濟和社會的複合型、系統性危機,是經濟、社會和人們價值觀的整體崩潰。所以,就此而言,中國的經濟危機還處於發展當中,目前只是危機的一個發酵階段,距離它的總爆發或許需要一個較長時間,要看中國政府對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的解決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

然而,即便如此,考慮中國經濟和世界的聯動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數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緩和內部的各種嚴重問題,構成了對世界經濟秩序和穩定的挑戰,並可能導致全球的地緣政治風險。可從兩個角度來理解這一點。

第一,中國經濟困局的外溢效應已經顯現。中國政府一直自詡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和發動引擎,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貢獻長期超過40%,或許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國經濟一旦失速,就會造成全球經濟的某種動盪,尤其是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和投資的國家,比如和中國的一帶一路有密切聯繫的全球南方國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為這些國家自身調節的能力有限,也幾乎不可能獲得外界的幫助,它們過去的發展模式將自己鎖死在從中國經濟的繁榮中受益,一旦中國繁榮不再,就不可能繼續讓它們享受收益。由於這些中小型經濟體大都是貧困落後國家,因中國經濟困難而出現的聯動困難,有可能會催生它們的政局不穩和政治風險。這些風險效應不會僅僅局限在它們本國之內,而是向地區乃至全球擴散。

為轉嫁危機,習對外可能更具對抗性

第二,中國經濟困局會進一步加劇中國國內的緊張態勢,為緩解國內矛盾,轉嫁危機,習近平有可能尋求一條更具對抗性的對外路線。恆大和碧桂園兩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債務危機,不斷出現的金融信託機構的爆雷,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在短期內拿出一套相對穩妥的解決辦法,勢必會聯動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觸發金融危機,進而引爆地方財政危機,這會是一個過程,不會馬上爆發。然而,考慮地方財政的過度負債已存在多年,以前還可以依賴土地收入來緩解,但這些年土地出讓收入的急劇減少讓過去的循環模式中斷,使地方財政早已不堪重負,處於危機狀態。地方的財政危機則會導致大眾福利(例如養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出現。這是中國政府為什麼強調促增長與防風險並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經濟復甦的難度。

可以說,如果不能在未來不長的時間裡改善企業尤其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中國的經濟狀況還會更加令人堪憂。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又沒有好的辦法。因此,在這一過程中,不排除習近平出於穩定自身權力和政局的考量,採取一條更加激進的和美國及西方對抗的路線,在台灣、南中國海等問題上主動出擊,製造障礙,從而加劇地區形勢的緊張和全球地緣政治的風險,也讓外界增強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的不確定性。

目前已看到中國政府將內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跡象。歸根結底,中國經濟出現的危機是習近平自己,他是危機之源。市場和資本的信心不足,皆源於對習的政策和路線的不信任。但從當下中國的政局狀況看,未來一段時期是無法解決習的一人統治問題的,故而,中國的經濟困境可能會持續深化。世界對此需要有所準備。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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