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觀察家們在去年末或今年初預測2023年全球最大不確定性和地緣風險時，都把注意力放在俄烏戰爭，美中對抗，台海失控，朝鮮半島危機等，絕未料到中國經濟。因為在去年11月底中國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場，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活動後，人們普遍樂觀預期，三年疫情被壓抑的消費和投資需求會有一個井噴式的反彈，即使反彈不如預期，但也至少不會很難看；而隨着年初經濟的復甦，各大經濟機構都把中國經濟的年增長上調到5%以上，有些更樂觀地認為會達6%甚至更高，3月兩會中國政府亦將今年的經濟增速目標定在5%。
所有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出了嚴重問題
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4.6%，稍遜於預期，這可以解釋去年同期的基數較高，以及疫情解封不久，市場經濟主體對形勢的轉變還有一個適應性，人們認為隨着政策的明朗化，市場信心會逐步恢復，二季度經濟成長會加速。二季度GDP雖達6.1%，看似比一季度高，可這是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只有0.4%的基礎上。換言之，由於去年二季度的基數太低，今年二季度經濟增速至少要達8%市場才認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加總來計算中國的經濟增長，上半年只有4.4%，確實是改革以來最低的。
另外，從今年上半年看，中國還有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即物價漲不起來，這同歐美擔心的高物價形成鮮明對比。一般來說，經濟快速增長會伴隨一定的物價上漲和通脹，物價起不來，經濟增速就不可能很高。果然，到7月，中國經濟全面走壞，投資、消費和進出口三駕馬車首次同時下滑，尤其進出口出現劇降，這雖然可以解釋為外部需求的持續疲軟所致，不單中國如此，然而，7月進出口的降幅之大，還是出乎外界和中國官方自己的預期。
拜登總統最近在一次籌款會上說，中國經濟是一顆「定時炸彈」，某種程度上是成立的。不僅是經濟的低增長問題，同時還伴隨巨型房企和信託機構的連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負債，高達23%的青年失業率，不斷傳出的公務員降薪，以及經濟界對中國是否陷入通縮之爭，總之，幾乎所有的信號都表明中國經濟出了嚴重問題。7月的經濟數據也說明了這點。
「定時炸彈」激怒北京，拜登究竟在擔心中國什麼？
說中國經濟出現危機並不為過。事實上，從中國民眾和企業界的感受來看，真實情況可能比統計數據更嚴峻。有經濟學家比如諾獎得主克魯格曼等人就認為，中國長達30多年高增長的經濟奇蹟已經終結，將步日本後塵，會有一個失落的十年，甚至比當年日本還慘。當然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但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問題，這是連官方也不得不承認的。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確定，鑑於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深度支配，控制過着關鍵的資源，包括金融和信貸資源，主導戰略活動，中國的經濟危機不會以一種人們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書所描述的危機樣式呈現。也就是說，中國不大可能出現西方式的經濟危機，中國的經濟危機只能是用一種中國的方式展開。
中國特色的經濟危機
至於中國式經濟危機的定義和具體特徵是什麼，這個問題留待研究者去進行學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會因為某個事件的突然爆發——像美國雷曼兄弟事件一樣，而出現連鎖反應，導致經濟崩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是一種散髮型的，多點觸發的，滲透於各方面的危機，不只限於經濟的某些方面；危機還是一個逐漸累積並和社會聯動的過程，比較緩慢，像溫水煮青蛙，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解決某些問題，可又積累更大的問題，直到越過某個臨界點，危機才會以一種顯型的形式出現。
然而，危機一旦爆發，不會只是經濟危機，一定是經濟和社會的複合型、系統性危機，是經濟、社會和人們價值觀的整體崩潰。所以，就此而言，中國的經濟危機還處於發展當中，目前只是危機的一個發酵階段，距離它的總爆發或許需要一個較長時間，要看中國政府對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的解決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
然而，即便如此，考慮中國經濟和世界的聯動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數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緩和內部的各種嚴重問題，構成了對世界經濟秩序和穩定的挑戰，並可能導致全球的地緣政治風險。可從兩個角度來理解這一點。
第一，中國經濟困局的外溢效應已經顯現。中國政府一直自詡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和發動引擎，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貢獻長期超過40%，或許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國經濟一旦失速，就會造成全球經濟的某種動盪，尤其是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和投資的國家，比如和中國的一帶一路有密切聯繫的全球南方國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為這些國家自身調節的能力有限，也幾乎不可能獲得外界的幫助，它們過去的發展模式將自己鎖死在從中國經濟的繁榮中受益，一旦中國繁榮不再，就不可能繼續讓它們享受收益。由於這些中小型經濟體大都是貧困落後國家，因中國經濟困難而出現的聯動困難，有可能會催生它們的政局不穩和政治風險。這些風險效應不會僅僅局限在它們本國之內，而是向地區乃至全球擴散。
為轉嫁危機，習對外可能更具對抗性
第二，中國經濟困局會進一步加劇中國國內的緊張態勢，為緩解國內矛盾，轉嫁危機，習近平有可能尋求一條更具對抗性的對外路線。恆大和碧桂園兩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債務危機，不斷出現的金融信託機構的爆雷，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在短期內拿出一套相對穩妥的解決辦法，勢必會聯動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觸發金融危機，進而引爆地方財政危機，這會是一個過程，不會馬上爆發。然而，考慮地方財政的過度負債已存在多年，以前還可以依賴土地收入來緩解，但這些年土地出讓收入的急劇減少讓過去的循環模式中斷，使地方財政早已不堪重負，處於危機狀態。地方的財政危機則會導致大眾福利（例如養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出現。這是中國政府為什麼強調促增長與防風險並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經濟復甦的難度。
可以說，如果不能在未來不長的時間裡改善企業尤其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中國的經濟狀況還會更加令人堪憂。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又沒有好的辦法。因此，在這一過程中，不排除習近平出於穩定自身權力和政局的考量，採取一條更加激進的和美國及西方對抗的路線，在台灣、南中國海等問題上主動出擊，製造障礙，從而加劇地區形勢的緊張和全球地緣政治的風險，也讓外界增強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的不確定性。
目前已看到中國政府將內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跡象。歸根結底，中國經濟出現的危機是習近平自己，他是危機之源。市場和資本的信心不足，皆源於對習的政策和路線的不信任。但從當下中國的政局狀況看，未來一段時期是無法解決習的一人統治問題的，故而，中國的經濟困境可能會持續深化。世界對此需要有所準備。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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