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状况在2023年是每况愈下，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经济状况不但没有明显好转，而且面临增长放缓、人口减少、房地产行业挣扎、外国投资下降和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性新高等多重打击。而且由于大批企业相继倒闭及订单大幅下降，导致工人被克扣或拖欠工资的情况愈趋严重，各地工人无奈之下纷纷被迫走上维权之路。密切关注中国工人权益的人权团体报告指出，在2023年即将结束之时，今年发生在中国全国的工人运动和维权案例，已是去年全年的一倍。
从2023年一月开始，在中国发生的劳资冲突事件便没有间断。今年新年伊始的第八天（1月8日），去年才荣获全国总工会“全国五一劳动奖”的重庆中元汇吉生物技术公司，已因订单被取消而无协调之下大规模裁员，最终引发据称有二万名工人的抗议游行和流血冲突。一天后，杭州奥泰生物公司数百名员工，也因工资和辞退问题而聚集在工厂门外抗议，后来演变为示威游行到地方政府大楼，最终在政府介入下，纠纷才获得解决。
类似这样的劳资冲突事件，并没有因为中国政府宣布疫情结束而减少。总部位于香港、致力于促进和维护中国工人权利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CLB），在今年上半年就已录得741宗中国劳资冲突和维权个案，数量直逼2022年全年的830宗。当时中国劳工通讯的分析指，导致工人抗议个案大增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而衰退，尤其来自海外的订单大幅减少，引致沿海省份的制造业陷入倒闭潮，激发了工人的抗议活动。
不过到了下半年，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中国劳工通讯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十一月，全国的工人维权事件已达1,604宗，已超过以往三年的全年数字，光是十月就发生了225宗工人维权事件，创下该机构2017年开始录取相关数据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维权事件在每个省市都有个案，不过劳资纠纷最多的还是工厂最多的广东省，占294宗。而且在今年的1,604宗维权事件之中，光是跟建筑业有关的事件已达836宗，比去年全年的总数还要多。
企业为逃避欠薪问题而提早放春假
由于情况愈趋严重，故此不少企业早于十月左右，便开始让员工提前放假，假期时间长达三个月以上。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大沥川通钢化玻璃有限公司，亦于十二月四日向员工发出放假通知，明确表示“由于经济低迷，市场需求持续下滑”，所以决定从十二月十一日起让员工放假，直至明年三月十一日才复工。
这些企业在假期开始前能否发放应有薪金予工人，以及在“悠长假期”后是否可以如期复工都是疑问。中国时事观察员王剑表示，中国工人普遍收入很低，导致难以有多余的钱储蓄，所以必须每个月拿到足够维持开支，包括养得起老家亲人的钱才行，否则一拿不到钱就会抗议。王剑认为这些“放长假”的员工很可能会因为薪金和失业问题而跟其他工人一样走上维权之路。
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员周艾丹分析指出，过去三年疫情期间，中国的工人维权个案屡创新低，是因为当时纵然因封城等防疫政策导致失业，工人们也会体谅这不是企业和老板的问题，而且也可以改为从事快递或到方仓医院上临时班，暂时解决失业问题。可是当疫情结束后，就算工人可以复工，也因为订单大幅减少导致欠薪情况愈来愈严重，最终一发不可收拾。他告诉美国之音：
“工会跟政府部门没有恒常代表工人，厂内的工会也没运作，工人不能恒常监察工厂运作，所以一旦爆发问题，便已达到难以收拾的地步。那时老板也许已经拖欠了五至六个月薪金，他们已经无法如数发给工人。因此工会和政府难以介入，只能要求工人返回岗位，承诺每人只加月薪一二百元，并要求公司交待何时能清还欠薪而已。”
工人愤怒之下发起维权运动
由于企业拖欠工人的薪金愈来愈多，往往达致无法偿还，而引发工人群起参与维权运动，因此企业索性选择倒闭的情况也不罕见。
位于广东省惠东县的港资企业港惠针织有限公司，在今年四月复工，却在六月宣布解散，在复工工资和遣散费安排引起员工不满。员工张女士在网上发布信息指，在四月一日复工后的薪资只有2019年八月时的一半，而且以往的所有补贴都被取消。工人们因不满而集体去信工厂管理层要求补回薪金差额，但管理层无动于衷，反而在六月末发出解释信指此举没违反合同。而且管理层在六月三十日发公告指工人消极怠工，令客户对公司失去信心，因此即日解散公司，赔偿金却只得总额六成。于是纵然没有工会介入和组织，工人们也发起行动要求公司负责。用户名称为“笑对人生”的员工在抖音留言表达不满说：“单方面降低员工底薪，想逼员工自己走人，一分钱不想赔，严重违法，还出个说明好像自己多有道理似的，厚颜无耻这四个字都不足以形容此时员工们对它的愤慨!”
居于云南省大理市的饶召云，在2022年与妻子为高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大理未来城项目担任油漆工，可是到了承诺发薪的年底遭拖欠三千元人民币尾款，到现在还没收到钱。他向美国之音告诉苦况：
“从去年底他们已经没叫我们回去开工了，我们在今年三月找劳动局帮忙，他们承诺四月付清，但一直没有支付。于是我们只有继续找他们追讨尾款，虽然他们答应会付，却没有说是什么时候付。这段时间我只能够打零工维生，赚到的都不够用。” 饶召云表示，无奈之下只能透过在Twitter发表留言，希望引起外界关注和伸出援手。
在今年的1,604宗工人维权个案之中，跟建筑业和制造业有关的占了超过四分之三。相比之下，跟服务业有关的案例少很多，原因是欠薪问题没那么严重和普遍。可是服务业的工人们却面临着另外一些问题。
在山东省担任外卖快递员的孙富贵说，他任职的公司是大型连锁企业，所以暂时没遇上欠薪，不过职安问题和薪金过低也令他和同行感到忧虑。他告诉美国之音：
“外送就是赶时间的行业，所以很容易因此遇上交通事故，也容易犯上闯红灯等违反交通规则的法例。而且工资实在太低，我们普遍一单外送只赚三元，而且根本没有涨薪机会，所以常常跑很多却赚很少。”孙富贵补充说，由于外送入行门坎低，所以愈来愈多人加入，订单却因经济不景而不断减少，导致生活愈来愈困难。他不讳言如果出现连外送行业也出现欠薪问题，外送员也会参与维权运动。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惜代价极力维持社会稳定，对于群众运动和维权运动一向采取打压态度，但是今年的维权个案报道却愈来愈多。中国时事观察员王剑认为，政府是不敢也不能对工人维权运动进行打压。他告诉美国之音：
“维权事件实在太多，所以政府不敢太用力镇压，因为工人们一旦翻脸，他们也很难办。而且现在地方政府的地卖不出去，收入减少加上过去十年借了很多钱，财政收入一半要用来还利息，甚至连警察的工资都发不了，派出所五个合并为两个，现在的气焰也不没有过去那么嚣张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也开始在全国出现公务员的维权运动，王剑直言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严重的管治危机。
中国政府无力打压维权运动
中国地方政府欠债问题严重，去年总债务已达15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6%。但另一方面，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只有11.9万亿元人民币。
居于广东省的独立经济学者巩胜利分析指，中国政府债台高筑的主因是各级政府设立太多机关。巩胜利说：
“各级政府都设立各种机构，这些全都要中央政府拨款。在架构层次过多之下，花的钱自然很多，算起来比西方法治国家要多花很多钱。” 巩胜利补充说除了政府架构臃肿，生活成本过高也令政府营运成本增加。
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周艾丹则认为，外界太高估中国政府的能力：
“始终维权事件实在太多，每个礼拜在每个区都有两至三宗，大部分都是只有不足一百人参与，也无法在社会上引起关注，所以政府也无法逐一处理。除非事件发展为大规模堵路，能够引起公众关注又影响到其他民众，政府才会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进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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