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狀況在2023年是每況愈下，在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經濟狀況不但沒有明顯好轉，而且面臨增長放緩、人口減少、房地產行業掙扎、外國投資下降和青年失業率創歷史性新高等多重打擊。而且由於大批企業相繼倒閉及訂單大幅下降，導致工人被剋扣或拖欠工資的情況愈趨嚴重，各地工人無奈之下紛紛被迫走上維權之路。密切關注中國工人權益的人權團體報告指出，在2023年即將結束之時，今年發生在中國全國的工人運動和維權案例，已是去年全年的一倍。
從2023年一月開始，在中國發生的勞資衝突事件便沒有間斷。今年新年伊始的第八天（1月8日），去年才榮獲全國總工會「全國五一勞動獎」的重慶中元匯吉生物技術公司，已因訂單被取消而無協調之下大規模裁員，最終引發據稱有二萬名工人的抗議遊行和流血衝突。一天後，杭州奧泰生物公司數百名員工，也因工資和辭退問題而聚集在工廠門外抗議，後來演變為示威遊行到地方政府大樓，最終在政府介入下，糾紛才獲得解決。
類似這樣的勞資衝突事件，並沒有因為中國政府宣布疫情結束而減少。總部位於香港、致力於促進和維護中國工人權利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CLB），在今年上半年就已錄得741宗中國勞資衝突和維權個案，數量直逼2022年全年的830宗。當時中國勞工通訊的分析指，導致工人抗議個案大增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經濟受疫情影響而衰退，尤其來自海外的訂單大幅減少，引致沿海省份的製造業陷入倒閉潮，激發了工人的抗議活動。
不過到了下半年，情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中國勞工通訊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十一月，全國的工人維權事件已達1,604宗，已超過以往三年的全年數字，光是十月就發生了225宗工人維權事件，創下該機構2017年開始錄取相關數據以來的單月最高紀錄。維權事件在每個省市都有個案，不過勞資糾紛最多的還是工廠最多的廣東省，占294宗。而且在今年的1,604宗維權事件之中，光是跟建築業有關的事件已達836宗，比去年全年的總數還要多。
企業為逃避欠薪問題而提早放春假
由於情況愈趨嚴重，故此不少企業早於十月左右，便開始讓員工提前放假，假期時間長達三個月以上。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的大瀝川通鋼化玻璃有限公司，亦於十二月四日向員工發出放假通知，明確表示「由於經濟低迷，市場需求持續下滑」，所以決定從十二月十一日起讓員工放假，直至明年三月十一日才復工。
這些企業在假期開始前能否發放應有薪金予工人，以及在「悠長假期」後是否可以如期復工都是疑問。中國時事觀察員王劍表示，中國工人普遍收入很低，導致難以有多餘的錢儲蓄，所以必須每個月拿到足夠維持開支，包括養得起老家親人的錢才行，否則一拿不到錢就會抗議。王劍認為這些「放長假」的員工很可能會因為薪金和失業問題而跟其他工人一樣走上維權之路。
中國勞工通訊的研究員周艾丹分析指出，過去三年疫情期間，中國的工人維權個案屢創新低，是因為當時縱然因封城等防疫政策導致失業，工人們也會體諒這不是企業和老闆的問題，而且也可以改為從事快遞或到方倉醫院上臨時班，暫時解決失業問題。可是當疫情結束後，就算工人可以復工，也因為訂單大幅減少導致欠薪情況愈來愈嚴重，最終一發不可收拾。他告訴美國之音：
「工會跟政府部門沒有恆常代表工人，廠內的工會也沒運作，工人不能恆常監察工廠運作，所以一旦爆發問題，便已達到難以收拾的地步。那時老闆也許已經拖欠了五至六個月薪金，他們已經無法如數發給工人。因此工會和政府難以介入，只能要求工人返回崗位，承諾每人只加月薪一二百元，並要求公司交待何時能清還欠薪而已。」
工人憤怒之下發起維權運動
由於企業拖欠工人的薪金愈來愈多，往往達致無法償還，而引發工人群起參與維權運動，因此企業索性選擇倒閉的情況也不罕見。
位於廣東省惠東縣的港資企業港惠針織有限公司，在今年四月復工，卻在六月宣布解散，在復工工資和遣散費安排引起員工不滿。員工張女士在網上發布信息指，在四月一日復工後的薪資只有2019年八月時的一半，而且以往的所有補貼都被取消。工人們因不滿而集體去信工廠管理層要求補回薪金差額，但管理層無動於衷，反而在六月末發出解釋信指此舉沒違反合同。而且管理層在六月三十日發公告指工人消極怠工，令客戶對公司失去信心，因此即日解散公司，賠償金卻只得總額六成。於是縱然沒有工會介入和組織，工人們也發起行動要求公司負責。用戶名稱為「笑對人生」的員工在抖音留言表達不滿說：「單方面降低員工底薪，想逼員工自己走人，一分錢不想賠，嚴重違法，還出個說明好像自己多有道理似的，厚顏無恥這四個字都不足以形容此時員工們對它的憤慨!」
居於雲南省大理市的饒召雲，在2022年與妻子為高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的大理未來城項目擔任油漆工，可是到了承諾發薪的年底遭拖欠三千元人民幣尾款，到現在還沒收到錢。他向美國之音告訴苦況：
「從去年底他們已經沒叫我們回去開工了，我們在今年三月找勞動局幫忙，他們承諾四月付清，但一直沒有支付。於是我們只有繼續找他們追討尾款，雖然他們答應會付，卻沒有說是什麼時候付。這段時間我只能夠打零工維生，賺到的都不夠用。」 饒召雲表示，無奈之下只能透過在Twitter發表留言，希望引起外界關注和伸出援手。
在今年的1,604宗工人維權個案之中，跟建築業和製造業有關的占了超過四分之三。相比之下，跟服務業有關的案例少很多，原因是欠薪問題沒那麼嚴重和普遍。可是服務業的工人們卻面臨着另外一些問題。
在山東省擔任外賣快遞員的孫富貴說，他任職的公司是大型連鎖企業，所以暫時沒遇上欠薪，不過職安問題和薪金過低也令他和同行感到憂慮。他告訴美國之音：
「外送就是趕時間的行業，所以很容易因此遇上交通事故，也容易犯上闖紅燈等違反交通規則的法例。而且工資實在太低，我們普遍一單外送只賺三元，而且根本沒有漲薪機會，所以常常跑很多卻賺很少。」孫富貴補充說，由於外送入行門坎低，所以愈來愈多人加入，訂單卻因經濟不景而不斷減少，導致生活愈來愈困難。他不諱言如果出現連外送行業也出現欠薪問題，外送員也會參與維權運動。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不惜代價極力維持社會穩定，對於群眾運動和維權運動一向採取打壓態度，但是今年的維權個案報道卻愈來愈多。中國時事觀察員王劍認為，政府是不敢也不能對工人維權運動進行打壓。他告訴美國之音：
「維權事件實在太多，所以政府不敢太用力鎮壓，因為工人們一旦翻臉，他們也很難辦。而且現在地方政府的地賣不出去，收入減少加上過去十年借了很多錢，財政收入一半要用來還利息，甚至連警察的工資都發不了，派出所五個合併為兩個，現在的氣焰也不沒有過去那麼囂張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今年也開始在全國出現公務員的維權運動，王劍直言這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嚴重的管治危機。
中國政府無力打壓維權運動
中國地方政府欠債問題嚴重，去年總債務已達156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26%。但另一方面，據中國財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卻只有11.9萬億元人民幣。
居於廣東省的獨立經濟學者鞏勝利分析指，中國政府債台高築的主因是各級政府設立太多機關。鞏勝利說：
「各級政府都設立各種機構，這些全都要中央政府撥款。在架構層次過多之下，花的錢自然很多，算起來比西方法治國家要多花很多錢。」 鞏勝利補充說除了政府架構臃腫，生活成本過高也令政府營運成本增加。
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員周艾丹則認為，外界太高估中國政府的能力：
「始終維權事件實在太多，每個禮拜在每個區都有兩至三宗，大部分都是只有不足一百人參與，也無法在社會上引起關注，所以政府也無法逐一處理。除非事件發展為大規模堵路，能夠引起公眾關注又影響到其他民眾，政府才會在最嚴重的情況下進行打壓。」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