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鸡西市前副市长李传良曾遭红色通缉的经历，随其涉及31亿资产的“贪腐案”被海内外网民热炒而曝光。知悉李传良案内情的中国和美国律师都表示，李传良遭红通是中共滥用红通的典型案例。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李传良近日接受多家媒体和自媒体采访，强调自己不是贪官，中共2020年9月起对他采取的多次司法行动，都是为了报复他在海外批评中共的防疫政策，并以此为由抢夺他及家人的财产。
不过，近日有网路社媒称，李传良2020年8月开始在海外发声，但同年2月中共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李传良发布红色通缉令，因此怀疑李传良的“报复”说不成立，甚至有人直指李传良就是中国贪官。
正确的红通日期
李传良究竟何时遭到红通的时间引起争议。李传良的美国律师米歇尔·埃斯特伦德（Michelle Estlund）表示，她2021年从国际刑警组织收到李传良红通的确认函。
该确认函显示的时间为2021年2月22日，并指出，国际刑警组织根据该组织的中国国家中心局（INTERPOL National Central Bureau in China）的要求，对李传良发出红色通缉令；通缉令的基础是黑龙江公安厅2020年9月20日向李传良发出的逮捕令，罪名是“腐败罪、贿赂罪”，最长刑期可达终身监禁。
这份确认通知函并未载明李传良的红通是何时发出的。埃斯特伦德表示，他们他们只知道是在2020年9月20日之后，因为国际刑警组织档案控制委员会说明，对李传良的逮捕令是在2020年9月20日发布的，这是发布红通的基础。
中共官媒中国网新闻中心报导称，除了2020年9月20日黑龙江省检察院对李传良批准逮捕外，因为李传良2018年11月就离境，2020年12月1日黑龙江省公安厅还对他发布通缉令。报导另提及，2020年7月10日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已经对李传良进行立案调查，李传良此前曾表示，他并不清楚7月的这个日期如何而来，他没有得到这方面的通知。
对于网传国际刑警组织2020年2月就发出红通，埃斯特伦德发声明澄清，这是因为她在一篇网路文章中误将2021年2月写成2020年2月而造成的误会。
红通的撤销
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网页，红色通缉令一般不会对外公布，只限于执法部门使用。
李传良表示，2021年初他通过律师主动向国际刑警组织打听，才得知他的姓名被列入红通名单；在此之前，从2020年9月他被发出逮捕令开始，他在中国境内的家人和朋友相继被中国司法机关抓捕，“最恐怖的就是这段时期，有朋友提醒我，他们这种迫害，不仅是在国内采取各种手段，还会通过各种编织的经济罪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红通你。”
李传良确认自己上了红通后，通过律师于2021年5月向国际间刑警组织提出申诉，而国际刑警组织当年8月就暂停执行红通。
第2年（2022年）2月，李传良就收到国际刑警组织档案控制委员会撤销红通的通知。该撤销通知引用国际刑警组织章程规定，强调在国际刑警组织信息系统（IIS）中的案件信息须有明确的目的，且案件信息须与其目的相关，且不过度。但该撤销通知没有直接解释中国方面提供的案件信息在何种程度上违反了这一规定。
根据李传良提供的材料，埃斯特伦德认为，中共对其案件的处理违反了多项原则，“我们准备撤销申请时，发过去的申请材料主要是证明（中国政府）违反了人权、正当程序权利以及国际法律原则。”
中共惯于滥用红通
此前，李传良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多次指责中共对他司法不公。李传良10月29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共对他的指控都站不住脚，“司法机关指控我涉嫌总额为31个亿的贪污、受贿，我坚决不承认，我一笔也没有。”
他也辩驳表示，“辞职后，我合法经营，我有合规合法的收入，我有这个能力，但金额我现在不便说。”
代理李传良亲友相关案件的律师团成员之一、前中国律师伍雷说，这个律师团的成员都认为，李传良并没有中共指控的这些腐败罪行，“他的案子我很熟悉，他就是在做生意，就是正常做生意，他也没有利用职权来贪污钱。这个案子，我认为就是当地政府来抢他的钱，也就是黑龙江那边。”
对于有不少网民认为中共体制内无官不贪，质疑李传良在黑龙江当了那么多年官，怎么可能不贪？ 伍雷说，他自己也在中共体制里待了10年，很熟悉中国官场，“现在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仇官仇富，我也办了很多官员的案件，你相信有官员靠透支信用卡生活吗？就是这样的现实。”
他说，关键问题是，整体上不能相信中国司法，“老百姓也很可怜，大家都在说司法不公正，但中国司法在处理一个‘贪官’的时候，大家却都在拍手叫好，他们没有意识到，不公正的司法不可能有公正的结果。”
对于李传良红通的具体细节，伍雷并不清楚，但他曾经手六个被红通的企业家案件，他指出这些红通都是司法不公正的结果，都是政府为了抢钱，“包括现在平反的重庆一个企业家的案件，也被列为红通，被国外通缉，他自己一个人在泰国隐姓埋名，自己刷盘子刷了两年，后来都被推翻了。”他调侃说，中共要弄个红通，成本多低啊！
实际上，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去年年底的一份报告，就将李传良红通案引用为中共滥用红通的典型例证，其中引用的正是埃斯特伦德的相关文章。
埃斯特伦德处理来自中国的红通案经验丰富。她介绍，因为被红通向她谘询的中国当事人约25到30起，由她代理要求撤销红通的则有7到10起。埃斯特伦德说，她从12年前开始代理此类案件，目前来自中国的红通案件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像李先生这样有异议言论的，另一种是有网路企业的成功企业家，比如网上赌博，他们被针对。”
埃斯特伦德分析，她遇到的中国案件有比较类似的特征，“我们往往能证明，中共申请红通时提交的罪名指控往往是编造的，或极度夸大，或是其证据往往无法支撑的。”此外，其中的很多受害者都是在经济上或商业上比较成功的，其财产遭到中共抢夺。
埃斯特伦德认为，中共滥用红通的情况，即使与俄罗斯、委内瑞拉以及土耳其这些国家相比，也是更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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