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游随想

旅游的天气就像一个盲盒，只有当旅程结束的那一刻，才能揭晓运气的好坏。

我和姐姐一年前就约定了今年九月一同游览宝岛台湾。订票时，我们并不知道7至9月是台湾的台风高发季。在广州长大的我们，经历过几次灾难性的强台风，不知不觉间染上了台风恐惧症。随着九月的临近，我的担忧也不断加深。相比起与欧亚大陆相连的中国大陆，面积仅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会不会在台风的肆虐下，像一艘在风雨中漂泊的小船？幸运的是，这次我们与超强台风擦肩而过。

九月五日，我在新加坡转机时，“摩羯”在南中国海登陆。飞机因此延误了一个多小时。当我终于抵达台北机场时，从美国飞来的姐姐早已在到达大厅等候多时。她一见到我便感叹道：“真惊险啊！幸好你没订国泰航空的票，今天台风导致国泰取消了所有来往香港的航班。”

事实上，我在订票时确实考虑过搭乘国泰航班，但因为它的抵达时间与姐姐的航班相差好几个小时，最终选择了另一家航空公司。看来，老天也怜惜我们姐俩常年相隔一万五千公里，不忍心在这次重逢之旅中设置障碍。

高雄的风尘

与姐姐在机场会合后，我们搭乘高铁一路南下抵达高雄。踏出地铁站的出口时，街边斑驳的墙面、带着年代感的店铺招牌映入眼帘，让我仿佛置身于童年成长的广州花都街道。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亲切感。

在高雄的第二天，我们打Uber前往鼓山轮渡站，准备乘渡轮去旗津。Uber司机看起来很年轻，闲聊中才得知他竟已年过六十。他告诉我们，2003年曾随台北的一个歌仔戏剧团到澳洲演出。

我好奇地问：“什么是歌仔戏？”

司机略带惊讶地说：“你没听过歌仔戏？那杨丽花总知道吧？”

我答：“都没听过。”

司机怀旧地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老了。我参加的剧团也早已解散。我在台北待了几年，但台北房价实在太高，最后还是回了高雄。可没想到，现在高雄的房子也涨得厉害，年轻人连这里的房子都买不起。”

他的叹息还未落地，车已抵达鼓山轮渡站。我们与司机的对话也戛然而止。

渡轮很快抵达旗津码头。漫步间，一位骑三轮人力观光车的老人主动搭话：“载你们去星光隧道和旗津老街，来回一个小时，只收四百台币。”

“星光隧道” 听上去仿佛是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老人看起来老实憨厚，我们便欣然登上了他的三轮车。

没想到，星光隧道离码头很近。原来，这条隧道是日本殖民时期修建的军事战备通道。2005年整修后，隧道内的墙壁上画上了夜光海洋生物的彩绘，几年后又安装了一行行从墙壁到隧道顶的半圆状的霓虹灯。灯光时而幽暗、时而闪烁，仿佛将我们带入迷幻的海底世界。

游览完星光隧道，我们重新登上三轮车，继续前往旗津老街。短短的路程中，我们又聊起了高雄的经济。老人感叹道，高雄的近年不大景气，疫情后工作更难找，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外出谋生。只有退休后才回到家乡。他的语气里透着落寞与无奈。

或许他心中浮现的，是曾经繁忙的码头与轰鸣的工厂。正如那条从战备通道变成观光景点的星光隧道，旧日城市的灵魂也随着灯光的闪烁，时隐时现，如梦似幻。”

台湾不设防

参观蒋中正和宋美龄的士林官邸花园时，我们偶遇了一位矮个阿叔。初次相遇时，只是礼貌地点点头。不久，我们来到通往慈云亭的石阶步道，四周绿树成荫，清幽雅致。我和姐姐正举起相机自拍时，那位阿叔笑眯眯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来帮你们拍吧。”他连连按下快门，还热心地指导我们摆姿势。当我们欣赏照片时，他却像春雨般悄然离去。

后来，我们来到八角亭旁的小桥流水处，阿叔再次不期而至，这次，他依旧热心地为我们挑选拍照角度，建议摆姿势，并连按快门：“咔嚓、咔嚓。”

几天后，我们在大安森林公园又邂逅了一位有趣的大叔。得知我们是第一次来大安公园时，他笑着说：“走吧，我带你们逛逛。我是大安公园的迷，每天都来。”

这位大叔原本是做雕刻工作的，对植物有着特别的热爱。他边走边向我们介绍：“大安森林公园占地26公顷，有丰富的植物种类，被称为台北的‘都市之肺’。”我们毫不犹豫地跟着他走。他像一个快乐的孩子在神秘园发现宝藏般，兴致勃勃地为我们讲解沿途的景观。

“你们听说过 ‘四月雪’流苏花吗？”

我们摇头。

大叔微笑道：“流苏花四月开花，满树洁白如雪，所以叫‘四月雪’。你们一定要在四月再来台湾。”

走到生态池湿地的木栈道时，他指着一丛盛开的野姜花，说：“这季节开得最美的就是它了。闻到了吗？多香！”

他又指着水中的落羽松，兴奋地补充道：“等到秋天，这些树叶会由绿转黄色，再转为红色，倒映在水池里，美得像一幅画。”

途中经过一棵树时，他指着树干上的圆洞说：“这是台湾特有的五色鸟的巢。”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他迫不及待地说：“快跟我来，我带你们看公园里唯一的一棵‘三色花’木芙蓉。它的花一天变三次色——早上白色，中午粉红，傍晚深红。去年花季时，我一天跑了三趟，就为看它的变化。”

在其他地方，若是遇到士林官邸的神秘阿叔或大安公园的雕刻大叔，我们都会提防戒备。然而在台湾，这些人友善的表情、温和的语调、朴素的穿着和自然的肢体语言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到安心。我们毫不设防地将手机交给他们拍照，或放心地与他们同行游园。在台湾的旅途中，我仿佛像一条自由的鱼游弋在没有鲨鱼的海洋里，内心充满自在与宁静。或许，这种信任与宁静才是旅行的真正意义——它让我们在陌生的地方看见生活的另一面，让我们重新相信人性中的美好。

台湾之殇

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族群，都有难以愈合的伤口，虽已结痂，但微风拂过时依然隐隐作痛。

一天，我们经过了台北市的二二八公园。我心中不禁疑惑：为何以“二二八”命名一座公园？几天后，我们前往北投图书馆，才逐渐揭开了二二八事件这一台湾社会撕裂性伤痕的面纱。

北投图书馆是台湾首座绿色建筑图书馆。馆舍共有两层——一层地上，一层地下，外部还环绕着长廊。站在长廊上，我们远眺绿意盎然的林木，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一位六十来岁的女义工迎面走来。攀谈之中，我们的话题从图书馆的建设延伸至对面北投温泉博物馆的修复与保护，最后聊到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提及此事，她的神情顿时变得沉重。

她告诉我们，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台湾人民为摆脱殖民统治而欢欣鼓舞，盼望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然而，接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不谙民情，贪污腐败，致使物价飞涨、失业加剧，民不聊生。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人员在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烟时，用枪托打伤了一名女摊贩，并开枪射杀了一位见义勇为的路人。次日，愤怒的市民聚集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游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抗议演变成了流血冲突，并蔓延至全台各地。

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向南京国民政府求援。蒋中正随即调派军队，于3月8日登陆基隆，实施戒严并进行武力镇压。基隆、台北、嘉义、高雄等地数以万计的民众因此丧命。自1947年3月10日起，台湾进入了长达四十年的戒严时期。二二八事件成为社会禁忌，无法公开讨论。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这段历史才得以逐渐面对。

女义工眼中泛起泪光：“那些被害的，都是台湾的精英。我有两位伯伯，当年都在事件中遇害。”

回旅馆的路上，我特意绕道重访二二八公园。在纪念碑前，我伫立良久，缅怀那些长眠于地下的英灵。

纪念碑的细节深深触动了我：通往碑心的阴阳石路径仿佛象征着生与死的交界，而碑中心的流水倾泻入地下水池，如同逝者的灵魂坠入深渊。水池中央矗立的琮，以庄严肃穆的姿态祭奠那些不畏强权的亡灵。

环绕纪念碑的雕塑宛若人形，头顶的圆锥形如斗笠，而镂空的长方体又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些勇敢抗争的民众。碑文刻在球体之上，详细记载了二二八事件的始末。站在碑前，我仿佛听见无数无名者的呐喊穿透历史的迷雾而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纪念不仅是对逝者的哀悼，更是一种责任——提醒自己铭记、反思，绝不再重蹈覆辙。

静心听雨

我们在台北参观了蒋中正与宋美龄自1950年起居住的士林官邸。

正馆是两人居住、办公和宴客的地方。在这座隐秘深邃的宅邸内，台湾许多重大决策相继诞生，如建立出口加工区、修建中山高速公路和桃园国际机场等十大建设项目，以及推行九年义务教育。这些决策为台湾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士林官邸不仅是政治策源地，更是蒋宋二人温馨的家庭港湾。馆内保存着他们阅读的《圣经》、宋美龄的画室与画作，以及他们一家三代欢度节日的点滴。馆外则分布着西式庭园、中式庭院、兰亭、玫瑰园与生态园。幸福堂是他们做礼拜的地方，慈云亭则是他们登高远眺的去处。以平常心看，这里的生活充满了诗意与亲情。当打败了蒋中正的对手在大陆发动一场场浩劫时，他在青山环绕的士林官邸深居简出，筹谋如何带领台湾走向安定繁荣。他去世时，爱人和家人守在身旁。赢家与输家、成与败，在不同的阶段和角度存在着多重解读。不必过早哭泣，也不能过早欢笑。

在台北期间，我们还参观了中正纪念堂，这座纪念堂于1980年4月4日落成，由圆山大饭店的设计者杨卓成设计。纪念堂高达70米，八角形的蓝色琉璃瓦顶和白色大理石墙象征台湾旗帜上的青天白日。八角顶代表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登上纪念堂的台阶，仰望那宝蓝色的屋顶与天际交接，仿佛感受到了“天人合一”的哲思。步入正堂，一尊高达6.3米的蒋中正坐姿铜像矗立眼前，表情既慈悲又果断，底座上刻有“总统蒋公遗嘱”。

中正纪念堂落成后见证了台湾的政坛风云变幻。从1987年解除近四十年的戒严，到1990年象征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野百合学运，再到1996年的首次全民直选与2000年国民党结束五十二年的执政，这里成为了历史的重要见证地。

参观当天，我们观看了仪仗队在民主大道上庄严的巡查与枪械表演。楼上的雕像厅内，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列队鞠躬，场景温馨感人。

士林官邸与中正纪念堂，一静一动，形成了微妙的对比——前者展现的是蒋氏生前的静心听雨，后者目击其死后的政坛大变局。两者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被列为国定古迹。

不可否定，蒋氏政权虽然为台湾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其强权统治也带来了白色恐怖与社会的撕裂。中正纪念堂的存在也引发了不同声音的争议。然而，保留这些遗迹的原貌，正是台湾民主社会成熟的象征。这种包容，让我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共鸣，静心聆听那场已消逝的雨声。

狭窄世界舞台的奇葩

在士林官邸正馆门口，有一块名为“世纪之爱”的长方形展板，记录了蒋中正先生与宋美龄夫人一生的重要事件，其中包括他们在官邸接待的多位国际政要，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日本首相岸信介、泰国国王普密蓬、越南总统吴廷琰与阮文绍，以及韩国总统李承晚。

台北的圆山大饭店也设有一面墙，展示了曾下榻于此的名人和国际政要。而在中正区的中山堂，讲解员同样着重介绍了曾受邀参加国宴的贵宾。回顾这些曾入住圆山饭店、受邀至中山堂国宴的政要，正是士林官邸的座上宾。特殊的原因使台湾的国际舞台格外狭窄，仿佛一块展板就足以涵盖所有来访的政要。

然而，正是在这片狭窄的国际舞台上，台湾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台湾奇迹”。

在经济上，台湾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体，并成为全球重要的资讯科技中心。

在价值观方面，台湾的街道很多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社会则以低调、务实、友善的态度诠释这些品德。

在社会政策上，台湾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并通过全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及补助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确保人民的生活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在奇迹背后，台湾也面临不少的挑战。外交空间依然受限；国内则面对城乡差距、老龄化问题以及青年失业等困境。

未来台湾将如何在挑战中前行，实现更高层次的和谐与繁荣？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在我的原生家庭中，与我相伴最长的是姐姐。小时候，由于父母被划为右派，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艰辛，分享了不少不堪回首的记忆。后来，我们各自离开了中国，但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从书信到电子邮件，再到近年来每日通过 Viber 或 FaceTime 通话。然而，再多的线上交流也比不上这次两周的台湾之行。这短短的相聚，为我们的记忆库增添了无数温馨的瞬间。在桃园机场分别时，泪水不觉湿透了衣襟。

我们的机场离别，让我不禁想起1949年国民党撤退来台的六十万老兵。那一场仓促的离散，意味着他们与亲人的永别。

台湾的离合并非始于1949年，历史上，它的归属几经反复。从1624年被荷兰占领，到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从大清在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到1945年日本战败归还中国。这一切如同人生际遇中的别离与重逢。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天下事总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正如我与姐姐的离别中饱含着再会的期盼，那些老兵心中的期待也从未熄灭。或许，两岸的未来，同样需要在情感、信任和时机的交织中找到属于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