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梦幻人生（九十三） 最后一晚
1968年1月5日，罗克哥哥被北京市公安局正式逮捕。
被捕前，公安局便衣警察跟踪了哥哥好长时间，哥哥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去买书，两个便衣跟着，他转身走到他们跟前，不客气地问：“你们老跟着我干嘛？”那两个人不说话躲开他，等他转身离开，那两个人又跟上来。
哥哥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他不想自己不明不白被抓。他写了几封信，内容大同小异，我是后来看了牟志京写的文章知道的。一封交给了牟志京，让他以后有机会交给毛主席。
一封交给我，让我立即交给男八中高三学生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转交给陈毅好救他。
实际上，陈毅副总理也在危难之中，自身难保。
陈小鲁说交给秘书了。
罗克哥哥的信里主要申明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真理正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哥哥被捕后，罗文家被各路人马随便抄家。
我最后一次和罗文见面是一个晚上，屋里没点灯，借着窗外射进的月光，看到他家被抄得一塌糊涂。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穿着对襟中式棉袄，夹着床薄被，见我来，从写字台最下面摸出一个小相册递到我手里，说：“这是我送给你，我怕他们抄走，藏在这里。”
一个月前，我们俩和东北沈阳来的孙钢去北海公园玩，孙钢有相机，我们拍了许多照片，我把双臂放到脑袋后面系头巾罗文还说我“挺会拿姿势。”
我没告诉过罗文，我58年小学三年级时被“中国妇女杂志”选上当cover girl ，受过训练。
罗文想让我把照片贴在相册里吧！
罗文说：“家里不能呆，随时有人来抄，他们各自找地儿了，我现在去火车站。”
我义不容辞地说：“我跟你一块儿去。”
如果我会察言观色的话，或者考虑一下罗文的处境和心情，应当不难发现，罗文认为我是一个累赘，一个多余。
我们在寒冬的夜晚步行几公里到达北京火车站，又冻又累又困。
我们坐在地上，罗文把被子盖在腿上，说：”我们已经是反革命了！再同床共枕就更不对了！”
我一听，站起身来，转身走了，从此再没去找罗文。
直到十一年后，我蹲了833天大狱饱经磨难。应“争鸣杂志”记者邢泓远之邀给哥哥写文章才与罗文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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