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琉球灭国的中国战狼外交

中国“战狼外交”在过去一两年举世瞩目。最近中国对澳洲又是羞辱，又是制裁，更把中国的战狼外交推上国际舆论的峰尖。 

战狼外交这个词，虽然是晚近中国才出现，但中国在外交上的“战狼”却是“自古以来”的。这里介绍一下晚清最早的外交战狼——何如璋。 

何如璋是清朝首任驻日公使，在1877年派驻日本，直到188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接受西方世界的平等外交概念，承认西方列强是和中国“平等”的国家。1875年，郭嵩焘被派到英国（1876年出发），成为首位驻外使节。何如璋派驻到日本只比郭嵩焘稍晚，同属第一批驻外使节。 

中国人一向畏惧“洋大人”，对其他国家还是高高在上。与郭嵩焘出使西洋多少有点战战兢兢不同，出使“东方岛夷”的“小国”日本，来自“天朝大国”何如璋自信心爆满，自动“战狼”上身。 

把琉球王封为“琉球藩王” 

何如璋到日本的第一件要务，就是解决琉球问题。背景是这样的。

现在为日本冲绳县的琉球群岛，在1880年代以前是个有至少五百年历史的独立国家，当时由尚氏王朝统治。琉球国国小力弱，在东方式的国际关系中，只能向大国称臣。但琉球特别之处在于，它既是中国的藩属国，从朱元璋时代开始就向中国称臣进贡接收册封；也是日本的一个藩国——萨摩藩的属国：在1609年被萨摩藩征服后，也向萨摩藩进贡。于是，琉球就在东方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两属之国”。 

中国（清朝）、日本和琉球在1850年代后相继步入现代国际体系。在西方国际法体系中，琉球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在东方体系下还是藩属国。日本在国际关系转型中，要脱亚入欧，推倒东方藩属体系，就希望把琉球这个藩属国变为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872年6月日本宣布“第一次琉球处分”，把琉球王封为“琉球藩王”，等于把琉球降了一级。日本还在国际舞台竭力证明琉球属于日本。在作为台湾现代史开端之一的牡丹社事件中，日本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侵略台湾”，而是要通过为漂流到台湾被原住民杀害的琉球人（八瑶湾事件）“讨回公道”，以证明“琉球属于日本”。牡丹社事件后，日本继续推进兼并琉球。第一次琉球处分后，琉球的地位还是“琉球藩”，还带有东方朝贡体系的色彩，在国际法上领土归属尚未最后确定，废藩设县是最后一步。在国际关系上，牡丹社事件后，中国已承认琉球“两属”，但琉球对中国朝贡尚未断。日本希望彻底废除这种朝贡关系。 

1875年5月，日本任命内政大臣松田道之为“琉球处分官”，处理琉球废藩设县事务。松田在7月到那霸直接向尚泰王递交命令书，提出九条要求。归纳起来最重要的是：停止给清朝的进贡和册封；改奉明治年号；要尚泰王上京谢恩；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原先事项由日本领事馆管辖；在琉球驻军；废除“藩”制定的刑法，遵行日本刑法；藩政改革等。尚泰王依然拒绝。此后，琉球在东京展开请愿运动，向日本陈情希望阻止被灭国，被日本拒绝。但日本陷于内政纷争，也没有一下子完成“处分”。 

琉球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上。1876年是琉球每两年一次对清朝朝贡期，但日本封锁朝贡交通，不让琉球进贡（“阻贡事件”）。尚泰便派尚德宏等秘密到清朝陈情。尚德宏等1877年4月到达福州，但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两人非常消极，直到6月才把此事上奏到北京。奏章认为“今琉球地瘠民贪，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悍御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只是“不忍弃诸化外”，而且他们忠心诚恳，如果不答应，“转恐泰西各国谓我不能庇护属邦”，他们建议，由即将赴日本上任的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和日本交涉即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观点也类似。 

当时的形势是，日本虽已准备废藩设县，但尚未正式实行。琉球人的强烈反对和国际上的反应都令日本顾虑。尤其是中国这时还是庞然大物，日本还颇为顾忌。从后来的发展看，如果当时何如璋能用有效的外交，未必不能挽回琉球的命运。

可惜，琉球所托非人，“外交战狼”何如璋，不但没法威慑日本，反而导致了琉球国的加速灭亡。 

还在中国国内，何如璋就对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等持重之见不以为然。即便李鸿章耳提面命，也阻止不了何如璋的战狼心。  

“癫狗”、“无赖” 

何如璋在1877年11月从中国出发到日本，12月到达神户当天，即与琉球密使马兼才秘密会面。事后他立即给李鸿章发囘报告，当中写道“日人无情无义，如癫狗之狂，如无赖之横”，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建议派兵船到琉球，“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中策“明约琉球令其夹攻”，下策是“反复辩论”。 

从报告可见，何如璋严重错估了局面。 

首先，他自恃中国乃天朝大国，误判了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国当时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均没建成，而在牡丹社事件中，日本已有能力远征台湾。中国当时根本不存在派兵远征日本的可能。 

其次，他也不懂外交礼仪和外交禁忌。与敏感人物马兼才会面是应该的，但到神户当天就会面，这很不得体。放在现在，相当于美国领事第一天到香港上任，还未拜会香港官员，就先和黎智英黄之锋会面。这对出使国是一种挑衅，为外交斡旋蒙上浓重的阴影。 

再次，更要命的，何如璋一开始就抱著敌我立场，对日本的强烈偏见溢于言表，“癫狗”、“无赖”之话，即便在内部交流的文件中也不应该出现。何如璋如此仇恨日本，说白了不但不适宜担任驻日公使，甚至根本不适宜担任外交官。 

不出所料，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䜣对这份报告哭笑不得，只同意用“下策”，即通过辩论交涉琉球问题。何如璋既这样急著见琉球密使和打报告，但当得知中央不支持“上策”和“中策”，何如璋就意兴阑珊，把琉球放在一边，迟迟不向日本提出琉球交涉。这样，又错过大半年的外交交涉挽救琉球的时间。 

就这样到了1878年下半年，即两年一度的琉球对清朝的朝贡期。1876年的朝贡被日本阻挠，如果这次朝贡也不能成行，那么“不朝贡”就成为惯例，对琉球更不利。何如璋这才在9月3日在会见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时，第一次就“阻贡事件”提出口头抗议；9月18日又何宫本大书记官提及琉球，开始中日琉球外交争议。这距离何如璋到日本已有九个月之久了。 

何如璋终于行动了，然而一行动，何如璋的战狼本色就暴露无遗。中国的抗议之类，日本早有心理准备，抗议也是外交手段。坏事的是10月7日，何如璋向日本外务部发出的正式外交照会，令日本大怒。 

这份照会措辞强硬，言辞激烈：“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清朝， 我政府闻之， 以为日本堂堂大国， 谅不肯背邻交， 欺弱国， 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指责日本违反《中日修好条规》，“欺凌琉球， 擅改旧章”，“无端废弃条约,压制小邦”。 

何如璋的“下策”是反复辩论，结果变成激烈指责日本，先给日本盖上一个“不信不义”、“无情无理”的大帽子。照会引起日本政坛震怒，认为即便西方国家也不会对日本如此无礼，引发“照会事件”或“暴言事件”。 

两国关系恶化亦无不可 

日本外务省把照会退回中国总理衙门，予以强烈谴责。11月21日复函质问，此照会“岂是邻国相交之道”？又说，如果这出自中国政府之令，则表明中国应不愿维持两国友好关系了。 

何如璋在29日强硬回复，再次指责日本“发令琉球，却不以一言相告”，又说只要琉球继续朝贡中国，中日两国关系恶化亦无不可。30日，日本回信，称称关于琉球藩之事，已给予答复，无需多言。12月21日，外务卿寺岛宗则通过日本驻清公使向中国表示，在牡丹社事件中，中国已默认琉球是日本所属，琉球问题已是日本内政，又指责何如璋的照会无礼，要求撤回和道歉。 

“暴言事件”并非日方无理取闹。“不信不义”、“无情无理”的大帽子，除了语言粗暴之外，还令日本认为中国背约。在牡丹社事件中，中日签订了《北京专约》，其中中国承认： 

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今与中国议明退兵并善后办法，开列三条于后：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 

在日本看来，这份条约中，中国已承认日本保护琉球人（保民义举），也就是日本对琉球人有裁判权，变相承认琉球属于日本。虽然琉球尚未正式成为日本一部分，但指责“不信不义”、“无情无理”，“废弃条约,，压制小邦”，根本难以成立。 

而偏偏，就是何如璋在此后的辩论中争辩说，在《北京专条》中的“保民义举”中的“民”，不是指遇难的琉球人，而是在当时谈判中日本为列举“生番恶行”而附带提及的在台湾番地被抢掠衣物的四名日本人，所以条约并没有承认日本对琉球人有裁判权（笔者曾论证，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于是，在日本看来，何如璋更“搬龙门”，歪曲国际条约，中国才是背信弃义的一方。 

何如璋的强硬姿态不但令日本强硬回敬，停止和何如璋打交道，关上了中日谈判的大门，还加快了兼并琉球的进度，开始了“第二次琉球处分”。 

1879年1月松田第二次到琉球敦促琉球国王中止与清朝关系被拒。3月11日，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以琉球王尚泰违命不恭为由，宣布第二次琉球处分，琉球废藩置县。3月27日，日本派松田带上军队和员警第三次到琉球，接管琉球首都首里，废除琉球国。4月4日，设置冲绳县，锅岛直彬为首任冲绳知事，琉球正式灭亡。在这个过程中，何如璋不断抗议，甚至威胁整个中国驻日外交使团要回国，差不多等同断交。日本不为所动，更把何如璋视为“麻烦制造者”，不欲与其打交道。作为逐日公使，弄得这样灰头土脸，可谓羞耻之极。 

琉球为日本正式吞并 

何如璋把事情弄砸了，李鸿章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提出由第三国调停。适逢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Grant）环游世界到达东亚。李鸿章便邀请特兰特为调停人。 

在听过双方意见后，格兰特赞同日本所言，何如璋照会中的语言粗暴确实是谈判障碍，给李鸿章发函：“何如璋前有一文书，措语太重，使其不能转弯，日人心颇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销，以后恐难商议。”建议中国不妨将文书撤回，另派大员与日本议辩，当可设法了结。他又暗示，应把何如璋撤换，以免影响谈判。为此，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信《密论何子峨》说：“子峨虽甚英敏，于交涉事件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其第一次照会外务省之文，措词本有过当，转致激生变端。语云：出好兴戎，可为殷鉴。”但出于面子，中国也不好一下子撤回照会。最后，在李鸿章的建议下，把格兰特信件中的这段文字照抄录在给日本外务省的照会上，以示洞悉此事，以表诚意。同时也同意日本提出的，不在日本谈判（以免受何如璋影响），何如璋申请回国参与谈判，也被李鸿章拒绝。 

正是中国同意（羞羞答答地）为照会道歉以及把何如璋踢出谈判队伍后，日本才肯坐下来和中国正式谈判琉球问题。到最后，双方草签协议，同意“二分方案”，即“除冲绳岛以北属大日本国管理外，其宫古、八重山二岛属大清国管辖，以清两国疆界”。当然，中国最后没有签署协议，琉球为日本正式吞并。 

从在第二次琉球处分后，中日谈判所表现出来，日本的底线并非把整个琉球吞并不可。这样推论，在尚未兼并前，日本底线当然会更低一些。如果在那时认真谈判。理性辩论，或可为琉球亦为中国争取更好的条件也并非不可能。 

由此可见，何如璋的“战狼外交”，不但没有帮琉球复国，反而让日本加快兼并琉球。历史的教训，不可不鉴。 

（※作者为旅美学者，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