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琉球滅國的中國戰狼外交

中國「戰狼外交」在過去一兩年舉世矚目。最近中國對澳洲又是羞辱，又是制裁，更把中國的戰狼外交推上國際輿論的峰尖。 

戰狼外交這個詞，雖然是晚近中國才出現，但中國在外交上的「戰狼」卻是「自古以來」的。這裡介紹一下晚清最早的外交戰狼——何如璋。 

何如璋是清朝首任駐日公使，在1877年派駐日本，直到1880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接受西方世界的平等外交概念，承認西方列強是和中國「平等」的國家。1875年，郭嵩燾被派到英國（1876年出發），成為首位駐外使節。何如璋派駐到日本只比郭嵩燾稍晚，同屬第一批駐外使節。 

中國人一向畏懼「洋大人」，對其他國家還是高高在上。與郭嵩燾出使西洋多少有點戰戰兢兢不同，出使「東方島夷」的「小國」日本，來自「天朝大國」何如璋自信心爆滿，自動「戰狼」上身。 

把琉球王封為「琉球藩王」 

何如璋到日本的第一件要務，就是解決琉球問題。背景是這樣的。

現在為日本沖繩縣的琉球群島，在1880年代以前是個有至少五百年歷史的獨立國家，當時由尚氏王朝統治。琉球國國小力弱，在東方式的國際關係中，只能向大國稱臣。但琉球特別之處在於，它既是中國的藩屬國，從朱元璋時代開始就向中國稱臣進貢接收冊封；也是日本的一個藩國——薩摩藩的屬國：在1609年被薩摩藩征服後，也向薩摩藩進貢。於是，琉球就在東方的國際關係體系中，成為唯一的「兩屬之國」。 

中國（清朝）、日本和琉球在1850年代後相繼步入現代國際體系。在西方國際法體系中，琉球是一個獨立國家，但在東方體系下還是藩屬國。日本在國際關係轉型中，要脫亞入歐，推倒東方藩屬體系，就希望把琉球這個藩屬國變為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872年6月日本宣布「第一次琉球處分」，把琉球王封為「琉球藩王」，等於把琉球降了一級。日本還在國際舞台竭力證明琉球屬於日本。在作為台灣現代史開端之一的牡丹社事件中，日本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侵略台灣」，而是要通過為漂流到台灣被原住民殺害的琉球人（八瑤灣事件）「討回公道」，以證明「琉球屬於日本」。牡丹社事件後，日本繼續推進兼併琉球。第一次琉球處分後，琉球的地位還是「琉球藩」，還帶有東方朝貢體系的色彩，在國際法上領土歸屬尚未最後確定，廢藩設縣是最後一步。在國際關係上，牡丹社事件後，中國已承認琉球「兩屬」，但琉球對中國朝貢尚未斷。日本希望徹底廢除這種朝貢關係。 

1875年5月，日本任命內政大臣松田道之為「琉球處分官」，處理琉球廢藩設縣事務。松田在7月到那霸直接向尚泰王遞交命令書，提出九條要求。歸納起來最重要的是：停止給清朝的進貢和冊封；改奉明治年號；要尚泰王上京謝恩；撤銷在福州的琉球館，原先事項由日本領事館管轄；在琉球駐軍；廢除「藩」制定的刑法，遵行日本刑法；藩政改革等。尚泰王依然拒絕。此後，琉球在東京展開請願運動，向日本陳情希望阻止被滅國，被日本拒絕。但日本陷於內政紛爭，也沒有一下子完成「處分」。 

琉球於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國上。1876年是琉球每兩年一次對清朝朝貢期，但日本封鎖朝貢交通，不讓琉球進貢（「阻貢事件」）。尚泰便派尚德宏等秘密到清朝陳情。尚德宏等1877年4月到達福州，但閩浙總督何璟和福建巡撫丁日昌兩人非常消極，直到6月才把此事上奏到北京。奏章認為「今琉球地瘠民貪，孤懸一島，本非邊塞扼要之地；無悍御邊陲之益，有鄰邦釀釁之憂」，只是「不忍棄諸化外」，而且他們忠心誠懇，如果不答應，「轉恐泰西各國謂我不能庇護屬邦」，他們建議，由即將赴日本上任的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和日本交涉即可。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觀點也類似。 

當時的形勢是，日本雖已準備廢藩設縣，但尚未正式實行。琉球人的強烈反對和國際上的反應都令日本顧慮。尤其是中國這時還是龐然大物，日本還頗為顧忌。從後來的發展看，如果當時何如璋能用有效的外交，未必不能挽回琉球的命運。

可惜，琉球所託非人，「外交戰狼」何如璋，不但沒法威懾日本，反而導致了琉球國的加速滅亡。 

還在中國國內，何如璋就對閩浙總督何璟和福建巡撫丁日昌等持重之見不以為然。即便李鴻章耳提面命，也阻止不了何如璋的戰狼心。  

「癲狗」、「無賴」 

何如璋在1877年11月從中國出發到日本，12月到達神戶當天，即與琉球密使馬兼才秘密會面。事後他立即給李鴻章發囘報告，當中寫道「日人無情無義，如癲狗之狂，如無賴之橫」，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建議派兵船到琉球，「先遣兵船責問琉球，征其入貢」，中策「明約琉球令其夾攻」，下策是「反覆辯論」。 

從報告可見，何如璋嚴重錯估了局面。 

首先，他自恃中國乃天朝大國，誤判了中日之間的力量對比。中國當時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均沒建成，而在牡丹社事件中，日本已有能力遠征台灣。中國當時根本不存在派兵遠征日本的可能。 

其次，他也不懂外交禮儀和外交禁忌。與敏感人物馬兼才會面是應該的，但到神戶當天就會面，這很不得體。放在現在，相當於美國領事第一天到香港上任，還未拜會香港官員，就先和黎智英黃之鋒會面。這對出使國是一種挑釁，為外交斡旋蒙上濃重的陰影。 

再次，更要命的，何如璋一開始就抱著敵我立場，對日本的強烈偏見溢於言表，「癲狗」、「無賴」之話，即便在內部交流的文件中也不應該出現。何如璋如此仇恨日本，說白了不但不適宜擔任駐日公使，甚至根本不適宜擔任外交官。 

不出所料，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訢對這份報告哭笑不得，只同意用「下策」，即通過辯論交涉琉球問題。何如璋既這樣急著見琉球密使和打報告，但當得知中央不支持「上策」和「中策」，何如璋就意興闌珊，把琉球放在一邊，遲遲不向日本提出琉球交涉。這樣，又錯過大半年的外交交涉挽救琉球的時間。 

就這樣到了1878年下半年，即兩年一度的琉球對清朝的朝貢期。1876年的朝貢被日本阻撓，如果這次朝貢也不能成行，那麼「不朝貢」就成為慣例，對琉球更不利。何如璋這才在9月3日在會見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時，第一次就「阻貢事件」提出口頭抗議；9月18日又何宮本大書記官提及琉球，開始中日琉球外交爭議。這距離何如璋到日本已有九個月之久了。 

何如璋終於行動了，然而一行動，何如璋的戰狼本色就暴露無遺。中國的抗議之類，日本早有心理準備，抗議也是外交手段。壞事的是10月7日，何如璋向日本外務部發出的正式外交照會，令日本大怒。 

這份照會措辭強硬，言辭激烈：「貴國禁止琉球進貢清朝， 我政府聞之， 以為日本堂堂大國， 諒不肯背鄰交， 欺弱國， 為此不信不義無情無理之事」，指責日本違反《中日修好條規》，「欺凌琉球， 擅改舊章」，「無端廢棄條約,壓制小邦」。 

何如璋的「下策」是反覆辯論，結果變成激烈指責日本，先給日本蓋上一個「不信不義」、「無情無理」的大帽子。照會引起日本政壇震怒，認為即便西方國家也不會對日本如此無禮，引發「照會事件」或「暴言事件」。 

兩國關係惡化亦無不可 

日本外務省把照會退回中國總理衙門，予以強烈譴責。11月21日復函質問，此照會「豈是鄰國相交之道」？又說，如果這齣自中國政府之令，則表明中國應不願維持兩國友好關係了。 

何如璋在29日強硬回復，再次指責日本「發令琉球，卻不以一言相告」，又說只要琉球繼續朝貢中國，中日兩國關係惡化亦無不可。30日，日本回信，稱稱關於琉球藩之事，已給予答覆，無需多言。12月21日，外務卿寺島宗則通過日本駐清公使向中國表示，在牡丹社事件中，中國已默認琉球是日本所屬，琉球問題已是日本內政，又指責何如璋的照會無禮，要求撤回和道歉。 

「暴言事件」並非日方無理取鬧。「不信不義」、「無情無理」的大帽子，除了語言粗暴之外，還令日本認為中國背約。在牡丹社事件中，中日簽訂了《北京專約》，其中中國承認： 

茲以台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日本國本意為該番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番等詰責。今與中國議明退兵並善後辦法，開列三條於後：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恤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別有議辦之據。…… 

在日本看來，這份條約中，中國已承認日本保護琉球人（保民義舉），也就是日本對琉球人有裁判權，變相承認琉球屬於日本。雖然琉球尚未正式成為日本一部分，但指責「不信不義」、「無情無理」，「廢棄條約,，壓制小邦」，根本難以成立。 

而偏偏，就是何如璋在此後的辯論中爭辯說，在《北京專條》中的「保民義舉」中的「民」，不是指遇難的琉球人，而是在當時談判中日本為列舉「生番惡行」而附帶提及的在台灣番地被搶掠衣物的四名日本人，所以條約並沒有承認日本對琉球人有裁判權（筆者曾論證，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於是，在日本看來，何如璋更「搬龍門」，歪曲國際條約，中國才是背信棄義的一方。 

何如璋的強硬姿態不但令日本強硬回敬，停止和何如璋打交道，關上了中日談判的大門，還加快了兼併琉球的進度，開始了「第二次琉球處分」。 

1879年1月松田第二次到琉球敦促琉球國王中止與清朝關係被拒。3月11日，日本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以琉球王尚泰違命不恭為由，宣布第二次琉球處分，琉球廢藩置縣。3月27日，日本派松田帶上軍隊和員警第三次到琉球，接管琉球首都首里，廢除琉球國。4月4日，設置沖繩縣，鍋島直彬為首任沖繩知事，琉球正式滅亡。在這個過程中，何如璋不斷抗議，甚至威脅整個中國駐日外交使團要回國，差不多等同斷交。日本不為所動，更把何如璋視為「麻煩製造者」，不欲與其打交道。作為逐日公使，弄得這樣灰頭土臉，可謂羞恥之極。 

琉球為日本正式吞併 

何如璋把事情弄砸了，李鴻章不得不出來收拾殘局，提出由第三國調停。適逢美國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Grant）環遊世界到達東亞。李鴻章便邀請特蘭特為調停人。 

在聽過雙方意見後，格蘭特贊同日本所言，何如璋照會中的語言粗暴確實是談判障礙，給李鴻章發函：「何如璋前有一文書，措語太重，使其不能轉彎，日人心頗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銷，以後恐難商議。」建議中國不妨將文書撤回，另派大員與日本議辯，當可設法了結。他又暗示，應把何如璋撤換，以免影響談判。為此，李鴻章給總理衙門寫信《密論何子峨》說：「子峨雖甚英敏，於交涉事件歷練未深，鋒芒稍重。其第一次照會外務省之文，措詞本有過當，轉致激生變端。語云：出好興戎，可為殷鑑。」但出於面子，中國也不好一下子撤回照會。最後，在李鴻章的建議下，把格蘭特信件中的這段文字照抄錄在給日本外務省的照會上，以示洞悉此事，以表誠意。同時也同意日本提出的，不在日本談判（以免受何如璋影響），何如璋申請回國參與談判，也被李鴻章拒絕。 

正是中國同意（羞羞答答地）為照會道歉以及把何如璋踢出談判隊伍後，日本才肯坐下來和中國正式談判琉球問題。到最後，雙方草簽協議，同意「二分方案」，即「除沖繩島以北屬大日本國管理外，其宮古、八重山二島屬大清國管轄，以清兩國疆界」。當然，中國最後沒有簽署協議，琉球為日本正式吞併。 

從在第二次琉球處分後，中日談判所表現出來，日本的底線並非把整個琉球吞併不可。這樣推論，在尚未兼併前，日本底線當然會更低一些。如果在那時認真談判。理性辯論，或可為琉球亦為中國爭取更好的條件也並非不可能。 

由此可見，何如璋的「戰狼外交」，不但沒有幫琉球復國，反而讓日本加快兼併琉球。歷史的教訓，不可不鑒。 

（※作者為旅美學者，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