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红色恐怖

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

我是明确的反对派。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台，而且居然敢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8.20讲话时，更感觉到那种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着名的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

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采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

说《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副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副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1967年1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1968年3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39岁；1970年3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27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不要打人！”

我曾经说过，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至于什么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简单：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长辈、学校老师，从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这里简单交代几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江苏宜兴。宜兴可是个好地方，不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气息也淳厚。这年头标榜家乡名人给自己贴金，是一种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几位“乡长”（与“学长”的称谓类似），我认为必须向各位夸耀一番的：首先是储安平，我非常为能有他这样的同乡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鸿，还有我们清华的校长蒋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庆这样的学科领头人……宜兴人很重视教育。教师这种职业，在我们家乡一般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乡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村长书记，通常还有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在宜兴上过三年小学，校长是宜兴人，这不稀奇。后来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学的张校长、在上海五十五中学主管教学的余校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蒋校长，都是我们宜兴人，就有点凑巧了，这也可见宜兴的学风之盛。其实，我祖父就是有点名气的私塾老先生，在乡里被尊称为“大先生”。我二伯父万达明，南开毕业后回家乡教书，当了多年溧阳高中的校长。溧阳高中是江苏省重点中学，考上清华的不在少数。在校时，遇到过几位我二伯父的学生来“攀亲”，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四九年之前，我大伯父当过县长之类的地方官，我父亲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职员。我们家风厚道，乡邻关系极为和睦，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是绝了一个人的路。”这是我母亲的教诲。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孩子，很窝囊，不仅不会打架，连骂架都不会。

我总记得一句圣训：君子交绝而不出恶声。对于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1966年8月24日，那天应当明定为“校耻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里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伺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八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被打伤了，为了避免挨打，奋力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每一次抽打都带着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还死了人。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娴。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作者简介

万润南，1946年10月29日，出生于中国江苏宜兴，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被分配到河北承德铁路局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担任工程师，1984年曾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进行过短期培训，同年在北京中关村创办主要以生产、销售电子产品为主的四通公司，1989年六四事件因支持学生运动流亡海外。在海外期间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并曾担任过秘书长、主席。现居住于法国，中共政府限制的回国黑名单中，万润南是其中之一。

“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是绝了一个人的路。”这是我母亲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