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共产党的创始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有句名言：「资本家卖给我们扣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若放在今天的澳大利亚，中共可能会说：「资本家将把我们控制的铁矿石出售给我们」。
如今，澳大利亚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必须在主权和金钱之间作出明确选择。本周，中共公开用抵制贸易来威胁澳大利亚要求国际对疫情调查的提议。
北京常常宣称相互尊重与互不干涉，同时却在威胁着别国。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扎克·库珀（Zack Cooper）观察到：「对比中国在东南亚和欧洲的所作所为，其经济强迫手段看起来已经相当标准化了。」
依照最新消息，迄今为止，北京一直在私下里凌霸澳大利亚的官员和部长。现在它抛弃了自称为「双赢」外交辞令，而是鲜明公开地作生死对抗。
莫里森政府提出，要求对疫情的起因和传播情况进行独立国际调查，但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表示，这样的建议是「危险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0万人感染了该大流行病，近25万人因感染而死亡，世界因此陷入经济萧条，这数据显然惊心动魄。但要深究？太危险了！
北京的主张很简单：如果您的处事原则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我们制定的政策，那我们将削减您的收入。具体来说，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官方代表扬言要抵制澳大利亚四个对华贸易行业：葡萄酒，牛肉，旅游和教育行业。
总而言之，主权或金钱，澳大利亚的选择是甚么？
这取决于你问谁。铁矿石亿万富翁安德鲁·福雷斯特（Andrew「 Twiggy」 Forrest）希望澳大利亚选择拿钱。本周他成为列宁心目中的资本家典型，北京希望他能在澳大利亚的辩论中占上风。
福雷斯特享有极大的言论自由权利，尽管这种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被禁止，但仍然可以在澳大利亚使用。他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也有权受到尊重。他是澳大利亚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也许还是澳大利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慈善家。
而在这一点上，福雷斯特选择介入外国政治势力的操作，他要求澳大利亚投降。他说：应该搁置有关对COVID-19的爆发及传播的任何询问，留待11月美国大选之后。为甚么呢？他的逻辑是：「白宫里有一个家伙真的很想留在那里，他为了一己之私，尽一切可能地责备他人。我认为他不应该出于政治目的。」
这看似妥协，事实是屈服的公式。首先，北京不会在今年，明年或下个世纪的任何时候同意进行独立调查，今天的推迟将意味着永久的否决。
其次，福雷斯特暗示莫里森政府只是川普的傀儡。这是抹黑莫里森和整个调查研究的理智方法。其实这也是北京的指责之一，那就是，澳大利亚跟随者美国「闻鸡起舞」。
实际上该提案来自堪培拉，是莫里森本人通过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此后它得到了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欧盟27个国家的认可，难道欧盟是川普的另一个傀儡？
第三，福雷斯特说澳大利亚的建议是政治动机，而中国的策略不是政治动机，这当然是荒谬的。中共各项政策的最终目的都是进一步巩固中共政权。知道这是谁说的吗？该党在2017年第19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党，政府，军事，文职和学术界；东，西，南，北，中，一切均由党来领导。」
而福雷斯特还更快一步。他在墨尔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伏击了澳大利亚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Greg Hunt），他擅自带来了一名中国官员，并请他上讲台。在那里，福雷斯特具有这样的权利，是因为他正努力有效地帮助澳大利亚政府采购必要的医疗设备用以应对这种大流行疫情。
新闻发布会目的是宣布福雷斯特利用他在中国的关系为澳洲购买了1,000万套病毒检测试剂盒。福雷斯特对此支付了3.2亿澳元，当然澳大利亚纳税人会为他报销。对于福雷斯特计划将中国总领事带到维州新闻发布会上来做演讲，亨特事前完全不知道。面对基本礼节，这位澳大利亚部长只能保持镇定，但这也再次突出了福雷斯特的利益取向。
不仅仅是福雷斯特的Fortescue Metals集团将中国视为最大客户，另一个依赖中国大陆的西澳大利亚亿万富翁，七个西方媒体董事长凯里·斯托克斯（Kerry Stokes）立马采取了类似立场，他呼吁澳大利亚妥协。而澳中贸易委员会全国主席戴维·奥尔森（David Olsson）也是这样，他的日常工作是为澳大利亚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咨询服务。
这些商人把这种对抗视之为「责备游戏」或「针锋相对」，这是为了让北京在道德地位上与澳大利亚保持一致。
您可以决定道德的平衡：一个使得大流行病毒席卷了全球；另一个则希望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难道这是「责备游戏」吗？
一方正在以非法的经济威胁胁迫另一方；另一方坚守立场，其总理拒绝批评北京，并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中国的事」。这是「针锋相对」吗？
所有这些都与之前分析完全一样。前总理谭宝（Malcolm Turnbull）在他的新回忆录《更大的画面》中写道：「澳大利亚总理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时，不能指望澳大利亚工商界会给予任何支持或声援。」「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站位完全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
幸运的是，这些笨拙的人物并无权决定国家政策，他们宁愿更多的风险也不能放弃金钱。澳大利亚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要保护三大利益。首先就是主权。
如果澳大利亚屈服，「北京将会看到它可以利用经济威胁来达到目的并继续使用它们，如果有用的话，它可能会加快其对澳大利亚使用这种方式的意愿。」扎克·库珀表示。投降是澳大利亚通往附庸的道路，（中共的）索求永远不会结束。
第二是社会和谐。澳大利亚的华人小区拥有12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国家的资源，而不是累赘。澳洲必须保护他们免受中共控制，并作为澳大利亚力量的来源加以培育。李逸仙说：「如果我们开始不信任自己的公民，那对澳大利亚民主所造成的伤害将超过中共所为。」
第三是经济。最好不要通过放弃国家主权来保护经济，这是一个错误的权衡。一旦主权丧失，澳大利亚对其经济和商业决策的控制权也将很快丧失。
实际上，主权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澳大利亚只能通过保持强大的国家独立性来保护其经济利益，这也是捍卫社会和谐的最佳途径。面对北京，我们放弃的主权越多，那要求澳大利亚华裔忠诚澳洲就越加显得荒唐。
主权，社会和谐与经济这三个核心利益是相互关联的利益，而主权是最大的，是将这三者合在一起为澳大利亚谋取利益的关键。
不仅政府了解这一点，联邦反对派工党也了解，这是澳大利亚的一大幸运，在与北京的对抗中，Albanese为首的反对派工党与政府站在一起。因此对大流行病进行调查的要求，不仅仅是政府的立场，也是全国性的声音，这种两党关系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来源。只要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就不会允许澳大利亚资本家为追求私人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
关于列宁所说的资本家向共产党人出售绳索的比喻还有待考证。根据《牛津政治语录词典》的说法，那种论调是虚构的。列宁实际上写道：资本家会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共产主义者，「他们将为自己的自杀做准备」。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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