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中共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依法规范和引导中国资本健康发展”。从习近平的发言来看，中国当局又想调整政府与资本的关系了，只是这次不是推进公私合营2.0，而是要合理处理与各种资本的关系。目前，正逢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世界一齐陷入滞胀（即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习近平又开始重视资本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了。
传说多年的公私合营2.0暂时踩刹车
习近平任中共掌门人以来，他自赋了两大政治任务：一是通过反腐败净化统治集团（外界评论为通过反腐败清理政治对手）；二是处理政府与资本的关系。在4月29日下午集体学习会上，作为中共掌门人的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共政治用语中的大词汇，全集中在这一段话当中，并且关系到改革开放大计、提升到时国家安全层面，不可谓不重视。
这次习近平在政治局上的讲话凸显了两个要点：
第一点是“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所谓“认识”，结合后面谈到的“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着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可看成习近平表示不会像毛时代那样，消灭私人资本与外资，搞“一大二全”的国有经济，形成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这段话算是对几年来一直流传的中共将推行“公私合营2.0版”的一次否定，用意应该是让有如惊弓之鸟的中国私企放心。提到“国际资本”，当然是为了留住那些认为中国市场吸引力正在下降的外资。
第二点是“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至上。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这段话的意思是指：资本可以拿走政府认为合理的利润，但必须由政府确定上限，再也不会出现江、胡时期那样，出现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族，包括肖建华那样专为权贵洗钱的“超级白手套”。
最近两年，从中国的财富驱动行业分布来看，新晋的亿万富豪所处的前三大行业分别是：科技（18%）、消费及零售业和工业（17%）、健康和材料产业（14%），房地产行业已经风光不再。但财富驱动行业的变化只影响富翁的生成，不影响中国政府对资本的管控，哪个行业的资本让政府看着“危及国家安全”，政府有办法“调控”。
习近平对资本的复杂态度缘于出身及经历
理解习近平对资本的态度，要从他的出身与成长经历两方面切入。习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多年洗脑的结果，对资本有天生的警惕与反感。中共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主要内容来自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终生职业是思想家，在经济上需要依靠资本家出身的好友恩格斯资助。这位思想大师耗时四十多年完成了《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巨著，全书充满了对资本的厌恶与仇恨。他的思想不但影响着当年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共产（社会）主义运动，还影响着今天的美国与西方。美国的BLM领导人就宣称自己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资本论》里那些对资本的描述，至少有那么十几条，是文革时期革命青年们抄写背诵的经典语录。且列举几条：
1、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3、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
4、资本是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楣的事情，它也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它总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
5、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6、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
7、由于资本的社会力量，资本家可以玩弄各种所谓“民主、自由”的把戏，看不穿这种把戏，倒也罢了，但起劲为这种种把戏鼓吹，则要么是资本家的走狗，要么就是白痴。
出生于1940-1950年代，成长于文革时期的两代中国革命青年，只要有求知欲，对上述马克思经典语录都耳熟能详。
中国知识群体就是依靠这些思想营养作养分，如果不是非常熟悉西方保守主义理论与思想，无法改变左的底色。与知识群体相比，习近平当然更左、而且崇拜毛泽东。
习近平对资本：利用而不信任
但是，这两代中国人还有另一面，他们经历了毛时代吃不饱饭那种国困民穷的状态；青年时期赶上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也因此，他们了解外资与私人资本对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没有这类资本的活跃与贡献，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50年代出生的习近平也是这种矛盾体中的一员，他理智上明白资本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但在对待资本的态度上无法摆脱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在对待非国有资本的态度上，始终存有利用之念，不可能真正尊重，当然更谈不上信任。
基于以上因素，在习近平主导下，中国政府于2015年推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此后在私企设立“吹哨人制度”，用寻找私企污点的方式，没收或者迫使私企不断献产（购买国企股份或让国企参股）——凡民营企业涉及腐败、偷税漏税问题。对这些私人资本，视其政治背景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一种是对粉红色财团——即富豪与政府或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财团的方式，采用软禁拘押或政治高压，让有政治靠山的超级金融大鳄们将转移至境外的财产转回国内，吴小晖、肖建华、王健林都属于这类情况；另一种是马云模式，用各种压力迫使其主动交班，将自己的公司“献给国家”。
中国的私企对此毫无办法，党的天空上哪块乌云何时下雨，半点也由不得他们。外逃也不安全，此前，中国政府有各种办法让私企不敢外逃，比如富豪家人、财产还在国内，生意也在国内；就算外逃，也能用各种方式追逃。现在又多了另一重考量：俄乌战争发生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制裁包括没收俄罗斯富豪的私人资本与财产，这也让中国富豪发现：就算离开中国，也得与母国同命运共呼吸。他们当然知道台湾并非安全状态，就在2021年10月以前，台湾在美媒眼中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其代表作是《经济学人》5月封面文章《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台湾》（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也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内容见报之后，中国的私企毫无雀跃表示，并没有多生出一点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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