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东流去

你兽爷
202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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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位于上海的工厂(图片来源:Xiaolu Chu/Getty Images)

1988年5月12日晚上,上海市计委、经委、建委、外经贸委的四位副主任,被召集到朱镕基市长位于康平路的办公室,朱镕基告诉他们,将以他们几人为班底,组建:

上海市外资委。

后来有人说过,上海外资委的成立,让上海历史从此要分成两部分。但如此重要的一个部门的预备会议,其实就那样匆匆开完了。

会上,朱镕基说,上海靠一年14亿美元外资,解决不了大问题。不采取大动作把上百亿美元吸引过来,上海的面貌改变不了。

那时,外资想进上海很麻烦,一个100万美金的项目,审批要经过五个委办、20个局,最多的要盖126个章。

外资委的成立,就是为了将这126个图章,变成“一个图章”。外资委的主任,由朱镕基亲自担任。

一个月后的6月10日,上海外资委正式宣告成立。在锦江饭店的记者发布会上,市长承诺外资委将24小时待命,还当场公布了副主任的电话号码。

成立四天后,外资委就盖了第一个章。来自澳门的制罐厂项目,外资委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讨论,只花了两个小时就通过了。

上海外资委成立当年,就引进了129个外商投资项目,是以往几年平均数的两倍。外商的任何困难,包括一罐煤气,外资委都能帮着解决。

甚至连市长也是随叫随到。卢湾区有德商直接写信给朱镕基,反映公司旁边垃圾成堆。朱镕基马上批示,卢湾区区长亲自到现场动手,组织清扫。

1

外资委的成立,只是解决了外商进门的盖章难题。但进门后的问题还多得很,而且很多问题,都是意识形态的。

一个全新的商业体系,要重头开始艰难建立。

上海外资委成立20个月后,上海市委研究室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说外商项目获批后却迟迟不能开工,在上海遭遇了:

投资黑箱。

从土地到工商、税务,一个个障碍拦在外商面前。朱镕基看完后,提笔批示:

此文可称“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他很巧妙地绕过了意识形态的争论,将引入外资的主要矛盾,转嫁到官僚主义身上。

他提议由市政府出钱,把这份报告印一万份,给所有有关人员看看。简直不敢想象,这些“有关人员”会是如何战战兢兢。

外资面对的系统性问题,就这样打开了缺口。没多久,外资委宣布,将5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下放给各区县

那一年,日本拉链巨头YKK提出在上海独资建厂,遭到了市经委反对,认为会冲击民族工业,甚至有人写信投诉:

日本帝国主义夹着尾巴又来了。

在此之前,上海人已经把可口可乐工厂骂出了上海。但在外资委和朱镕基的争取下,YKK进入了上海。

1992年,YKK在上海投资建立了拉链生产基地。长三角服装企业再也不用飞到日本买拉链了。

更重要的是,上海向全世界发出了信号:限制性项目也能来上海,外商独资企业也欢迎。

此前,为了让外资在上海拿地,朱镕基请来香港的梁振英做顾问,将虹桥的一块地的使用权,破天荒地卖给了日本孙氏企业。

日本孙氏企业这块地上建起了太阳广场,把中国开放的信号传回了日本。这幢楼成了第一批日资企业的大本营。

只有经历过那代人的艰难,才能理解为什么上海会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

1982年,国家计委副局长蔡宁林公开预警,欧洲美元市场自由外汇的利率高达20%;中国人想借进出口信贷,需付10-15%的现汇予付款。

世界银行的贷款政策,也一直在变,硬贷款利率为8.75%,1981年内提高了三次,涨到了11.6%,而且想借钱,还要额外付0.75%的承诺费以及1.7%的启用费。资深网贷债务人包叔说:

这比网贷还黑。

别说当时的经营管理水平,就是放到现在,有几家企业的盈利率能承受得起如此高息贷款?

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就划算太多了。不用安排配合投资,不用冒还不起的风险,还能增加外汇和就业。

外资的意义,远远不止商业联系。在外国直接投资进来后,中国和世界的沟通才开始真正破冰。毕竟所有的关系,都不如金钱来得紧密。

1989年,南浦大桥的钱没有落实,西方金融机构又实施了封锁。朱镕基竟然把借钱的任务,交给了外资委。

没有比外资委更了解外国人的了。他们以“浦江轮渡渡口的落水踩踏事件”为理由,竟然去找亚行的人权项目借钱。外资委常务副主任叶龙蜚直飞亚行总部马尼拉,最终争取到了8亿人民币贷款。

为此,叶龙蜚还被央行通报批评。

我们今天遭遇外部困难,应该不会比那一年更艰难了。但掌握了游戏规则,还是可以找到腾挪的空间。

2

这轮上海疫情的前期,不少人把上海叫做买办城市。但稍微翻翻历史就知道,上海一直都不是单纯以市场换资本。

对外开放刚开始搞的时候,外资喜欢来上海搞大楼,修宾馆。但上海很快意识到,要把外资引导到自己需要的产业上去。

比如桑塔纳的国产化。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生产的第一辆桑塔纳,是工人们用葫芦吊和长板凳组装起来的,国产的只有五个部件——轮胎、收音机、喇叭、天线和标牌。

刚开始,德国人被原始的生产方式震惊了,《明镜》周刊的记者说:

大众好像来到了一个孤岛。

1990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市长朱镕基发起了“桑塔纳国产化生产共同体”,全国130多个零部件厂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加入其中。全国的汽车人突破条块分割,集结在一起,攻克一个个零件的国产化。

一辆桑塔纳,成了中国汽车国产化的启蒙运动,也让上海成为了汽车工业重镇。

那几年,强势的领导凭借权威,推动了好几家重要制造业落地上海。

1992年,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上海贝尔建设浦东新厂,土地是吴邦国协调批的。副市长蒋以任四次到工地,水和煤气都是他协调解决的。

后来上海贝尔每年交的税,相当于广东全省的六分之一,被朱镕基亲切地称为“my baby”。更重要的是,上海贝尔成了中国电信业的黄埔军校。

1993年,汽车系统巨头德尔福进入浦东,连办公用房都是和当地企业借的。浦东对德尔福几乎有求必应。三年内,德尔福旗下的动力推进系统、汽车门系统、排放系统公司等六大系统,都来到上海。

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上海引来了数十家汽车零配件制造商,几乎是一整条汽车零配件产业链。如今,全球汽车零部件top10中,9家的中国总部都在上海。

那些以个人眼光和权威推动的项目,到今天仍然在润泽上海。

特斯拉进入上海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就摆在眼前。这一切的背后,是四十年招商引资,几代人的艰难付出。

在桑塔纳国产化运动中,上海车灯厂与车灯巨头日本小糸合资,为桑坦纳配套生产车灯。后来,上海小糸变成了“华域汽车”,成为了中国车灯巨头。

华域汽车的三家子公司,成了特斯拉的供应商;2021年,特斯拉给华域汽车贡献了4%的营业额,而且还在扩大。

被浦东宠爱的德尔福汽车,后来完成了分拆,变身成安波福。安波福的汽车线束公司,几乎为全国所有的车企供货,包括特斯拉。

5月9日晚间,上海市嘉定区泰波路的安波福A6工厂出现阳性病例,当天晚上,有数百位密接的员工被隔离,工厂面临停产。

5月10日,由于安波福的供应问题,特斯拉暂停了上海超级工厂的生产。 

3

2001年,上海外资委正式宣告落幕,其职能被划到了上海商务委员会。强势领导和政府主导吸引外资的模式,终究是要让位于制度的建设。

20年来,因为在全球的良好口碑,跨国企业不断将亚太区总部和中国区总部从新加坡和香港,搬到上海。

它成为了全球跨国公司亚太区总部的汇聚地。2021年底,上海拥有了83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6家外资研发中心,集齐了全部500强企业。

最近十七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长从未间断。但放长到40年的维度来看,外商投资额出现过至少四五次下降。

每一次下降都有迹可循。外资是很敏感的。

2021年,浦东商务委的领导信心满满地告诉媒体:

浦东的营商环境已经好于香港、新加坡等地。

但现在,这个势头,似乎要被疫情打断了。

按照上海的官方消息,目前复工白名单出到了第三批,有3000多家企业在名单纸上。而上海光外资企业,就有70000多家。

距离首批白名单发布将近一个月了,新闻里说,首批666家企业的复工率为:

95%。

前两天,汽车供应链上的重点公司博世对媒体说,产能已恢复至30%-75%。这话说得很婉转。

面对媒体的镜头时,外商不太会说有损团结的话,但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4月18日,美国半导体公司安森美宣布,随着上海加强封控,将关闭其位于上海的中国全球配送中心。关闭后,上海配送将转至新加坡和菲律宾。

安森美在四川乐山、苏州与深圳有三家工厂,产品由上海全球配送中心转运到全球。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新加坡的配送中心,显然无法代替上海的配送中心。

或许是巧合,安森美发出通知的那天,正是上海首批666家重点复工白名单曝光的那天,而安森美并不在白名单中。

几天后,安森美的名字出现在了上海第二批重点企业复工复产白名单中,很快,安森美接受采访时澄清,并没有要迁移的打算。

进入中国这么多年,外商也学会了中国人含蓄的表达方式。

前几天,在香港已经二次上市的蔚来汽车,宣布计划在新加坡交易所三次上市。

上个月,证监会副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说,外资看中国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我觉得一时的离开也没关系,过段时间还会回来的。

著名情感专家包叔每次失恋,也是这么和自己说的。

按照上海前两年的节奏,过去的四月,上海应该至少新增5家跨国企业地区总部。但外资方面的好消息,似乎只有“特斯拉承认将扩大上海工厂两倍”。

长三角的供应链和物流成本优势,是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存在,但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上海对于外资的尊重,是这座国际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做好这个工作的关键,还是上海外资委成立前夜,朱镕基和手下们说的那句话: 

外国人是很敏感的,他要看什么人下决心、怎么样的人马、什么方式来办这件事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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