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東流去

1988年5月12日晚上，上海市計委、經委、建委、外經貿委的四位副主任，被召集到朱鎔基市長位於康平路的辦公室，朱鎔基告訴他們，將以他們幾人為班底，組建：

上海市外資委。

後來有人說過，上海外資委的成立，讓上海歷史從此要分成兩部分。但如此重要的一個部門的預備會議，其實就那樣匆匆開完了。

會上，朱鎔基說，上海靠一年14億美元外資，解決不了大問題。不採取大動作把上百億美元吸引過來，上海的面貌改變不了。

那時，外資想進上海很麻煩，一個100萬美金的項目，審批要經過五個委辦、20個局，最多的要蓋126個章。

外資委的成立，就是為了將這126個圖章，變成「一個圖章」。外資委的主任，由朱鎔基親自擔任。

一個月後的6月10日，上海外資委正式宣告成立。在錦江飯店的記者發布會上，市長承諾外資委將24小時待命，還當場公布了副主任的電話號碼。

成立四天後，外資委就蓋了第一個章。來自澳門的制罐廠項目，外資委對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的討論，只花了兩個小時就通過了。

上海外資委成立當年，就引進了129個外商投資項目，是以往幾年平均數的兩倍。外商的任何困難，包括一罐煤氣，外資委都能幫着解決。

甚至連市長也是隨叫隨到。盧灣區有德商直接寫信給朱鎔基，反映公司旁邊垃圾成堆。朱鎔基馬上批示，盧灣區區長親自到現場動手，組織清掃。

1

外資委的成立，只是解決了外商進門的蓋章難題。但進門後的問題還多得很，而且很多問題，都是意識形態的。

一個全新的商業體系，要重頭開始艱難建立。

上海外資委成立20個月後，上海市委研究室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告，說外商項目獲批後卻遲遲不能開工，在上海遭遇了：

投資黑箱。

從土地到工商、稅務，一個個障礙攔在外商面前。朱鎔基看完後，提筆批示：

此文可稱「官僚主義大全」，嗚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他很巧妙地繞過了意識形態的爭論，將引入外資的主要矛盾，轉嫁到官僚主義身上。

他提議由市政府出錢，把這份報告印一萬份，給所有有關人員看看。簡直不敢想象，這些「有關人員」會是如何戰戰兢兢。

外資面對的系統性問題，就這樣打開了缺口。沒多久，外資委宣布，將500萬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資項目審批權，下放給各區縣

那一年，日本拉鏈巨頭YKK提出在上海獨資建廠，遭到了市經委反對，認為會衝擊民族工業，甚至有人寫信投訴：

日本帝國主義夾着尾巴又來了。

在此之前，上海人已經把可口可樂工廠罵出了上海。但在外資委和朱鎔基的爭取下，YKK進入了上海。

1992年，YKK在上海投資建立了拉鏈生產基地。長三角服裝企業再也不用飛到日本買拉鏈了。

更重要的是，上海向全世界發出了信號：限制性項目也能來上海，外商獨資企業也歡迎。

此前，為了讓外資在上海拿地，朱鎔基請來香港的梁振英做顧問，將虹橋的一塊地的使用權，破天荒地賣給了日本孫氏企業。

日本孫氏企業這塊地上建起了太陽廣場，把中國開放的信號傳回了日本。這幢樓成了第一批日資企業的大本營。

只有經歷過那代人的艱難，才能理解為什麼上海會給予外資超國民待遇。

1982年，國家計委副局長蔡寧林公開預警，歐洲美元市場自由外匯的利率高達20%；中國人想借進出口信貸，需付10-15%的現匯予付款。

世界銀行的貸款政策，也一直在變，硬貸款利率為8.75%，1981年內提高了三次，漲到了11.6%，而且想借錢，還要額外付0.75%的承諾費以及1.7%的啟用費。資深網貸債務人包叔說：

這比網貸還黑。

別說當時的經營管理水平，就是放到現在，有幾家企業的盈利率能承受得起如此高息貸款？

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資就划算太多了。不用安排配合投資，不用冒還不起的風險，還能增加外匯和就業。

外資的意義，遠遠不止商業聯繫。在外國直接投資進來後，中國和世界的溝通才開始真正破冰。畢竟所有的關係，都不如金錢來得緊密。

1989年，南浦大橋的錢沒有落實，西方金融機構又實施了封鎖。朱鎔基竟然把借錢的任務，交給了外資委。

沒有比外資委更了解外國人的了。他們以「浦江輪渡渡口的落水踩踏事件」為理由，竟然去找亞行的人權項目借錢。外資委常務副主任葉龍蜚直飛亞行總部馬尼拉，最終爭取到了8億人民幣貸款。

為此，葉龍蜚還被央行通報批評。

我們今天遭遇外部困難，應該不會比那一年更艱難了。但掌握了遊戲規則，還是可以找到騰挪的空間。

2

這輪上海疫情的前期，不少人把上海叫做買辦城市。但稍微翻翻歷史就知道，上海一直都不是單純以市場換資本。

對外開放剛開始搞的時候，外資喜歡來上海搞大樓，修賓館。但上海很快意識到，要把外資引導到自己需要的產業上去。

比如桑塔納的國產化。中德合資的上海大眾生產的第一輛桑塔納，是工人們用葫蘆吊和長板凳組裝起來的，國產的只有五個部件——輪胎、收音機、喇叭、天線和標牌。

剛開始，德國人被原始的生產方式震驚了，《明鏡》周刊的記者說：

大眾好像來到了一個孤島。

1990年，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的市長朱鎔基發起了「桑塔納國產化生產共同體」，全國130多個零部件廠家、科研機構和高校加入其中。全國的汽車人突破條塊分割，集結在一起，攻克一個個零件的國產化。

一輛桑塔納，成了中國汽車國產化的啟蒙運動，也讓上海成為了汽車工業重鎮。

那幾年，強勢的領導憑藉權威，推動了好幾家重要製造業落地上海。

1992年，中國和比利時合資的上海貝爾建設浦東新廠，土地是吳邦國協調批的。副市長蔣以任四次到工地，水和煤氣都是他協調解決的。

後來上海貝爾每年交的稅，相當於廣東全省的六分之一，被朱鎔基親切地稱為「my baby」。更重要的是，上海貝爾成了中國電信業的黃埔軍校。

1993年，汽車系統巨頭德爾福進入浦東，連辦公用房都是和當地企業借的。浦東對德爾福幾乎有求必應。三年內，德爾福旗下的動力推進系統、汽車門系統、排放系統公司等六大系統，都來到上海。

更重要的是，它們為上海引來了數十家汽車零配件製造商，幾乎是一整條汽車零配件產業鏈。如今，全球汽車零部件top10中，9家的中國總部都在上海。

那些以個人眼光和權威推動的項目，到今天仍然在潤澤上海。

特斯拉進入上海時，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就擺在眼前。這一切的背後，是四十年招商引資，幾代人的艱難付出。

在桑塔納國產化運動中，上海車燈廠與車燈巨頭日本小糸合資，為桑坦納配套生產車燈。後來，上海小糸變成了「華域汽車」，成為了中國車燈巨頭。

華域汽車的三家子公司，成了特斯拉的供應商；2021年，特斯拉給華域汽車貢獻了4%的營業額，而且還在擴大。

被浦東寵愛的德爾福汽車，後來完成了分拆，變身成安波福。安波福的汽車線束公司，幾乎為全國所有的車企供貨，包括特斯拉。

5月9日晚間，上海市嘉定區泰波路的安波福A6工廠出現陽性病例，當天晚上，有數百位密接的員工被隔離，工廠面臨停產。

5月10日，由於安波福的供應問題，特斯拉暫停了上海超級工廠的生產。 

3

2001年，上海外資委正式宣告落幕，其職能被劃到了上海商務委員會。強勢領導和政府主導吸引外資的模式，終究是要讓位於制度的建設。

20年來，因為在全球的良好口碑，跨國企業不斷將亞太區總部和中國區總部從新加坡和香港，搬到上海。

它成為了全球跨國公司亞太區總部的匯聚地。2021年底，上海擁有了831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506家外資研發中心，集齊了全部500強企業。

最近十七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增長從未間斷。但放長到40年的維度來看，外商投資額出現過至少四五次下降。

每一次下降都有跡可循。外資是很敏感的。

2021年，浦東商務委的領導信心滿滿地告訴媒體：

浦東的營商環境已經好於香港、新加坡等地。

但現在，這個勢頭，似乎要被疫情打斷了。

按照上海的官方消息，目前復工白名單出到了第三批，有3000多家企業在名單紙上。而上海光外資企業，就有70000多家。

距離首批白名單發布將近一個月了，新聞里說，首批666家企業的復工率為：

95%。

前兩天，汽車供應鏈上的重點公司博世對媒體說，產能已恢復至30%-75%。這話說得很婉轉。

面對媒體的鏡頭時，外商不太會說有損團結的話，但他們有自己的表達方式。

4月18日，美國半導體公司安森美宣布，隨着上海加強封控，將關閉其位於上海的中國全球配送中心。關閉後，上海配送將轉至新加坡和菲律賓。

安森美在四川樂山、蘇州與深圳有三家工廠，產品由上海全球配送中心轉運到全球。明眼人都能看出來，新加坡的配送中心，顯然無法代替上海的配送中心。

或許是巧合，安森美發出通知的那天，正是上海首批666家重點復工白名單曝光的那天，而安森美並不在白名單中。

幾天後，安森美的名字出現在了上海第二批重點企業復工復產白名單中，很快，安森美接受採訪時澄清，並沒有要遷移的打算。

進入中國這麼多年，外商也學會了中國人含蓄的表達方式。

前幾天，在香港已經二次上市的蔚來汽車，宣布計劃在新加坡交易所三次上市。

上個月，證監會副主席在博鰲論壇上說，外資看中國也有一個熟悉的過程：

我覺得一時的離開也沒關係，過段時間還會回來的。

著名情感專家包叔每次失戀，也是這麼和自己說的。

按照上海前兩年的節奏，過去的四月，上海應該至少新增5家跨國企業地區總部。但外資方面的好消息，似乎只有「特斯拉承認將擴大上海工廠兩倍」。

長三角的供應鏈和物流成本優勢，是全球範圍內絕無僅有的存在，但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上海對於外資的尊重，是這座國際化城市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做好這個工作的關鍵，還是上海外資委成立前夜，朱鎔基和手下們說的那句話： 

外國人是很敏感的，他要看什麼人下決心、怎麼樣的人馬、什麼方式來辦這件事情。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獸樓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