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佛里曼过去对中国的言论审查一直抱持乐观看法，他曾以个人20世纪末中国行经验，写下《雷克斯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书中他预言“中国将会拥有一个自由的媒体。中国领导人虽然‘不知道这件事’，但他们正被直接推向这个方向。”前不久他已为此在专栏写下“致歉文”，改口“我曾经乐观看待中国的审查制度，我错了。”
美国近来不只佛里曼承认自己错看中国，他也不是第一个公开讨论误判中国的学者专家。2021年，前保德信亚洲业务战略总监、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强纳生（Elsbeth Johnson）就和另名牛津学者米特（Rana Mitter ）在《哈佛商业评论》合著了一篇“西方对中国的误解”长文，直指西方政客和企业家原本以为经济发展会带动中国政治自由，结果证实是误会一场。
强纳生和米特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归结出三个部分。包括就西方人的经验，总认为经济和民主是一体两面，如二战后的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都是经济愈发展，国家愈自由，那么“同理可证”，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的中国，应该也会在社会繁荣起来后，让政治走向更自由的模式。于是也才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重要拉抬中国的那一步，即声称：“透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不仅仅将同意进口更多的产品，这也等同于他们愿意进口民主的价值观。”
结果当然大错特错。因为西方国家明显忽略中国从来都没有“独立的司法”。唯有“独立的司法”，一个国家才会真正关注个人自由选择和少数人权利，这是经济成长伴随社会进步的主因。“个人拥有权力愈多，就会要求更大发言权”的社会发展轨迹在中国并未（容许）发生，相反的，当一定程度的中国人实质改善了生活后，他们则是反过来归功于威权主义的政府，而无视社会其他层面的牺牲和被压迫。
第二个错解是，以为威权政府也讲“法治”。过去以来，诸多西方企业对中国威权治理经验其实相当陌生，他们受到市场诱因前进中国，再以文化差异（异国风味）合理化中国“人治”的特色，而事实上中国的威权体制是植基于马列主义体系，“控制”才是关键，西方企业家只知道和中国企业高层开会，对方有时会直接要求他们把智慧财产权转让给另家中国公司，虽然这让许多西方企业家感到惊讶，他们却常安慰自己，只要日后证明自己的合作价值，中国对其企业的控制需求就会减少。结果又错了。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多有西方政客、学者，会再把“中国对双赢的定义，就是中国赢两次”的笑话拿出来自我调侃（警惕）。
最后一项误解，也是西方国家最大的误判，就是他们以为中国人终究会和西方人一样，追求同样的生活和工作价值观。但在中国社会，“短效”是很重要的，例如要发展太阳能供电的智慧城市或节能的环保社区，都唯有在国家高度干预下，这样的企图和雄心才能实践，结果就是不在乎过程中残酷的迫迁和侵犯人权，能达到目的就好。相对来说，受制于人权、公平正义的西方社会在这类建设上自然就“缓慢”许多，而这一比较，又被中国看成是自身制度的优越性使然。
至于佛里曼自认对中国的误判，同样包括经济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却没有替言论（新闻）自由创造更大的空间，反而愈行限缩。不过，佛里曼似乎还是很难相信中国居然没有照著他预想的方向发展，因为文末他仍语带保留地说，“虽然我承认对中国更开放的乐观看法是言之过早…但且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未来10年会如何发展…”。
他真的应该回头去找出《哈佛商业评论》那篇“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文章，好好咀嚼其总结所说：“如果西方政客和企业家不认清中国共产党一贯信仰的马列思想重要性，以及其所暗示的一切，并接受这一现实，他们对中国的错估将继续下去。”这句话，应该就是说给佛里曼这类人听的。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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