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支持电影就是支持自由
在柏林影展上，香港导演杜琪峰被记者问及电影的重要性、历久不衰的原因时，回答说：“我觉得电影永远站在前线，每当极权扩张、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电影通常都是首当其冲，在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一定想先中断你的文化。”他接着鼓起勇气说出“我觉得香港……”，但又立马用英文说出“No Sorry”，最后几乎哽咽着说：“全球所有争取自由的国家与人民一定要支持电影，因为电影是为你而发声的。”
独裁者要摧毁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首先便要摧毁它的自由，而摧毁它的自由，必摧毁它的电影、文学、音乐等文化。杜琪峰的这番话，让人想起倪匡在小说《追龙》中的一段预言：“东方的一个大城市会彻底毁灭，那是‘气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挽回。……要毁灭一个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灾，也可以是人祸，人祸不一定是战争，几个人的几句话，几个人的愚昧无知的行动，可以令大城市彻底死亡。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大城市的任何一个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一样，但只要令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它毁灭死亡。”我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香港电影是我的文学和审美的启蒙。所以，我特别能对杜琪峰的这番话有共鸣。
杜琪峰欲语还休，真情流露，香港人过去几年的一切磨难、羞辱和奴役，尽在不言中。他知道说这番话会有怎样的后果，还是义无反顾地说出来，尽管中间略加掩饰，却更有“欲盖弥彰”之效果。果然，他的言论被中国网民抨击，微博帐号内容被清空，网页仅显示“该帐号因被投诉违反《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中国有媒体报道，杜琪峰“发布了一些不正当言论，导致账号被封”，“杜琪峰的个人账号已经被炸了，与此同时，和杜琪峰有关的九部电影恐受其牵连”。总之，一句话带来的损失以数亿计。
杜琪峰在现实中的遭遇，宛如他十多年前拍摄的电影《黑社会：以和为贵》。古天乐扮演的吉米在中国贿赂一帮大小贪官污吏，经营盗版色情光碟生意，赚钱如印钞票。他只想做生意，不想打打杀杀，不愿竞选社团“和联胜”的“话事人”。但广东省公安厅石副厅长看中了他，逼他选“话事人”。石副厅长说，“黑社会也有爱国”，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是当年公安部长陶驷驹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石副厅长又说，我们不是不相信选举，只是担心选出一个喜欢捣乱的人，不利于社会稳定，你永远做龙头老大，大家一起做生意、发大财。吉米听得头皮发麻。原来，心狠手辣、杀人之后绞成肉泥喂狗吃的香港黑社会大佬，在共产党这个更大的黑社会面前，只是如臂使指的傀儡。你爱国、你听话，中共才会允许你到中国做生意，这不仅是香港黑社会的宿命，也是香港人的宿命。
吉米不甘被操纵，愤怒地向石副厅长饱以老拳。当年电影节开幕首映时，观众席中大部份是行内人，都看得起立鼓掌。有香港影评人指出：“这一拳，代表了香港电影工作者的压抑，另一条出路，就是豁出去，不要大陆市场，没法上映便算了，那块肥猪肉，我就是咽不下。”如果用台湾歌手陈升的话来说就是：“是我把中国市场封杀了！我最臭屁的地方就是把台湾市场做出来，我不缺钱，你们就拿我没辙了，台湾内需就够了！为了要进军中国而写道歉书，这样我还能呼吸吗？我为什么看你们的脸色？”
自由与奴役，不可兼得。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时年三十九岁的律师派崔克·亨利在维吉尼亚里士满的圣约翰教堂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他指出，这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可怕时刻”，这“完全是自由或奴役的问题”：“难道生命如此珍贵，和平如此甜美，竟要以锁链和奴役作为代价换取吗？全能的上帝，阻止它吧！我不知道别人会选择哪条道路；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张艺谋的痞子美学，是“人矿”们吃上瘾的精神地沟油
然而，大部分中国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即便沦为韭菜和人矿。他们痛骂说出真相的杜琪峰——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最仇恨说出真话的孩子的，不是赤身裸体的皇帝本人，而是周围看到真相却不敢说出来的大人们。他们觉得孩子的真话衬托出自己的伪善与怯懦，不等皇帝下命令，就要对孩子拳脚交加，将其打杀。这就是今天中国民众对杜琪峰千夫所指的原因。他们一边骂杜琪峰，一边津津有味、身临其境地观看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短短数日，《满江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一百三十亿人民币票房的高峰。
有人说，张艺谋的电影美学是法西斯美学，但若拿张艺谋与希特勒御用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坦尔相比，就知道张艺谋的作品连法西斯美学都算不上。学者赵越胜说过：“纳粹以数量与体积之庞大来造就自己活动的舞台，恰是要利用这种能够强暴感官的外在的壮丽辉煌，来造成臣民因内心恐惧而生的‘崇高感’，让他们在无法以自己的经验把握眼前场面时，产生依赖与顺从。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种崇高是一种谎言，因它不扩展和丰富人的美感，而是一种压迫、操纵的形式。以人造‘崇高’来实现操纵，这是一切专制社会和暴君最擅长的手段。”在张艺谋的作品中，连“崇高”或“伪崇高”的特质都找不到，只有一种来自西北或东北的痞子美学，一种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浓烈的屎尿屁的臭味。
十几年前，作家王朔说张艺谋拍电影是搞装修。张艺谋不懂艺术和美，却懂得大众心理学，知道什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内容：一个人敲鼓太乏味，那就来一万人；一朵菊花太单调，那就来一万盆；观众喜欢看晚会电影，就拍晚会电影；观众喜欢土豪金，谋就拍土豪金；现在，观众喜欢骂奸臣，就拍骂奸臣电影。在这一点上，张艺谋深得希特勒和毛泽东真传，他不会像鲁迅那样对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永远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满江红》的票房不都是偷来的，也不是中共宣传部强迫民众买票观看。它的票房成功是真实的，显示经历了习近平的防疫暴政之后，大部分中国民众，特别是有钱买昂贵的电影票的城市中产阶级，并未真正觉醒。《满江红》成为一种中国民众被迫接受无能者治国、抒发怨气的合理化管道，故产生不少极端化的社会乱象：有观众在电影结束后慷慨激昂地背诵伪托岳飞所作的《满江红》，恨不得立即“壮志饥餐胡虏肉”（此刻的“胡虏”，可以是美国人、日本人，或台湾人、香港人）；更有人看完电影之后，跑到一个景区，拿起铁板狂砸秦桧跪像，并高喊“还我河山”。
奥地利学者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群众产生和拥护的。”他发现，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所有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有小人的反动社会背景，这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广泛而彻底地研究被压制的小人的性格，密切了解他的背景生活，对于理解法西斯主义所依靠的力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当中国人挤在电影院中观看《满江红》时，民主自由遥不可及。《满江红》的走红，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法西斯本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这大概就是这部电影唯一的价值。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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