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峯：支持電影就是支持自由
在柏林影展上，香港導演杜琪峯被記者問及電影的重要性、歷久不衰的原因時，回答說：「我覺得電影永遠站在前線，每當極權擴張、人民失去自由的時候，電影通常都是首當其衝，在好多地方都是這樣，一定想先中斷你的文化。」他接着鼓起勇氣說出「我覺得香港……」，但又立馬用英文說出「No Sorry」，最後幾乎哽咽着說：「全球所有爭取自由的國家與人民一定要支持電影，因為電影是為你而發聲的。」
獨裁者要摧毀一個國家或一座城市，首先便要摧毀它的自由，而摧毀它的自由，必摧毀它的電影、文學、音樂等文化。杜琪峯的這番話，讓人想起倪匡在小說《追龍》中的一段預言：「東方的一個大城市會徹底毀滅，那是『氣數』，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挽回。……要毀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無知的行動，可以令大城市徹底死亡。不必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我是看香港電影長大的，香港電影是我的文學和審美的啟蒙。所以，我特別能對杜琪峯的這番話有共鳴。
杜琪峯欲語還休，真情流露，香港人過去幾年的一切磨難、羞辱和奴役，盡在不言中。他知道說這番話會有怎樣的後果，還是義無反顧地說出來，儘管中間略加掩飾，卻更有「欲蓋彌彰」之效果。果然，他的言論被中國網民抨擊，微博帳號內容被清空，網頁僅顯示「該帳號因被投訴違反《微博社區公約》的相關規定，現已無法查看」。中國有媒體報道，杜琪峯「發布了一些不正當言論，導致賬號被封」，「杜琪峯的個人賬號已經被炸了，與此同時，和杜琪峯有關的九部電影恐受其牽連」。總之，一句話帶來的損失以數億計。
杜琪峯在現實中的遭遇，宛如他十多年前拍攝的電影《黑社會：以和為貴》。古天樂扮演的吉米在中國賄賂一幫大小貪官污吏，經營盜版色情光碟生意，賺錢如印鈔票。他只想做生意，不想打打殺殺，不願競選社團「和聯勝」的「話事人」。但廣東省公安廳石副廳長看中了他，逼他選「話事人」。石副廳長說，「黑社會也有愛國」，這句話不是空穴來風，是當年公安部長陶駟駒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石副廳長又說，我們不是不相信選舉，只是擔心選出一個喜歡搗亂的人，不利於社會穩定，你永遠做龍頭老大，大家一起做生意、發大財。吉米聽得頭皮發麻。原來，心狠手辣、殺人之後絞成肉泥餵狗吃的香港黑社會大佬，在共產黨這個更大的黑社會面前，只是如臂使指的傀儡。你愛國、你聽話，中共才會允許你到中國做生意，這不僅是香港黑社會的宿命，也是香港人的宿命。
吉米不甘被操縱，憤怒地向石副廳長飽以老拳。當年電影節開幕首映時，觀眾席中大部份是行內人，都看得起立鼓掌。有香港影評人指出：「這一拳，代表了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壓抑，另一條出路，就是豁出去，不要大陸市場，沒法上映便算了，那塊肥豬肉，我就是咽不下。」如果用台灣歌手陳昇的話來說就是：「是我把中國市場封殺了！我最臭屁的地方就是把台灣市場做出來，我不缺錢，你們就拿我沒轍了，台灣內需就夠了！為了要進軍中國而寫道歉書，這樣我還能呼吸嗎？我為什麼看你們的臉色？」
自由與奴役，不可兼得。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時年三十九歲的律師派崔克·亨利在維吉尼亞里士滿的聖約翰教堂發表了一場激動人心的演講。他指出，這是「這個國家所面臨的最可怕時刻」，這「完全是自由或奴役的問題」：「難道生命如此珍貴，和平如此甜美，竟要以鎖鏈和奴役作為代價換取嗎？全能的上帝，阻止它吧！我不知道別人會選擇哪條道路；至於我，不自由，毋寧死！」
張藝謀的痞子美學，是「人礦」們吃上癮的精神地溝油
然而，大部分中國人信奉的人生哲學是「好死不如賴活」，即便淪為韭菜和人礦。他們痛罵說出真相的杜琪峯——在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最仇恨說出真話的孩子的，不是赤身裸體的皇帝本人，而是周圍看到真相卻不敢說出來的大人們。他們覺得孩子的真話襯托出自己的偽善與怯懦，不等皇帝下命令，就要對孩子拳腳交加，將其打殺。這就是今天中國民眾對杜琪峯千夫所指的原因。他們一邊罵杜琪峯，一邊津津有味、身臨其境地觀看張藝謀執導的《滿江紅》。短短數日，《滿江紅》創造了史無前例的一百三十億人民幣票房的高峰。
有人說，張藝謀的電影美學是法西斯美學，但若拿張藝謀與希特勒御用女導演萊尼·里芬斯坦爾相比，就知道張藝謀的作品連法西斯美學都算不上。學者趙越勝說過：「納粹以數量與體積之龐大來造就自己活動的舞台，恰是要利用這種能夠強暴感官的外在的壯麗輝煌，來造成臣民因內心恐懼而生的『崇高感』，讓他們在無法以自己的經驗把握眼前場面時，產生依賴與順從。從政治學的角度看，這種崇高是一種謊言，因它不擴展和豐富人的美感，而是一種壓迫、操縱的形式。以人造『崇高』來實現操縱，這是一切專制社會和暴君最擅長的手段。」在張藝謀的作品中，連「崇高」或「偽崇高」的特質都找不到，只有一種來自西北或東北的痞子美學，一種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濃烈的屎尿屁的臭味。
十幾年前，作家王朔說張藝謀拍電影是搞裝修。張藝謀不懂藝術和美，卻懂得大眾心理學，知道什麼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與內容：一個人敲鼓太乏味，那就來一萬人；一朵菊花太單調，那就來一萬盆；觀眾喜歡看晚會電影，就拍晚會電影；觀眾喜歡土豪金，謀就拍土豪金；現在，觀眾喜歡罵奸臣，就拍罵奸臣電影。在這一點上，張藝謀深得希特勒和毛澤東真傳，他不會像魯迅那樣對民眾「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永遠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
《滿江紅》的票房不都是偷來的，也不是中共宣傳部強迫民眾買票觀看。它的票房成功是真實的，顯示經歷了習近平的防疫暴政之後，大部分中國民眾，特別是有錢買昂貴的電影票的城市中產階級，並未真正覺醒。《滿江紅》成為一種中國民眾被迫接受無能者治國、抒發怨氣的合理化管道，故產生不少極端化的社會亂象：有觀眾在電影結束後慷慨激昂地背誦偽托岳飛所作的《滿江紅》，恨不得立即「壯志飢餐胡虜肉」（此刻的「胡虜」，可以是美國人、日本人，或台灣人、香港人）；更有人看完電影之後，跑到一個景區，拿起鐵板狂砸秦檜跪像，並高喊「還我河山」。
奧地利學者賴希在《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中指出：「作為一個政治運動，法西斯主義不同於其他反動黨派的地方在於，它是由人民群眾產生和擁護的。」他發現，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權威，同時又喜歡造反。所有法西斯主義獨裁者都有小人的反動社會背景，這決不是偶然的。因此，廣泛而徹底地研究被壓制的小人的性格，密切了解他的背景生活，對於理解法西斯主義所依靠的力量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前提。當中國人擠在電影院中觀看《滿江紅》時，民主自由遙不可及。《滿江紅》的走紅，為今天中國社會的法西斯本質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這大概就是這部電影唯一的價值。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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