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彦永，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生于浙江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蒋抑卮曾留学日本，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继承祖业，也是一位银行家。蒋彦永的堂兄蒋彦士曾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一九九零年代，蒋彦永访问台湾时，失散半个世纪的两人曾经有过一次会面。
一九四九年，蒋彦永考入燕京大学医学系。一九五二年，大学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解散，其医学系并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蒋彦永继续在协和医学院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代的青年普遍左倾，即便是燕京大学等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或协和医学院这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大学，其提供的教育由于缺乏一整套自由民主的观念秩序，无法让学生具备抵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资源，追求“进步”的青年蒋彦永自然被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所吸引、说蛊惑。不过，燕京大学虽被中共拆解，其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对最后一批学生之一的蒋彦永产生深刻影响，他不是基督徒，但在行医生涯中一直践行这九个字。
一九五七年，蒋彦永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三零一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下放到青海军马场劳改直至一九七一年十月，次年得以重返解放军总医院。一九八零年代以来，他出任解放军总医院外科部主任、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中华医学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他擅长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以其精湛医术与拒收红包的作风赢得“清廉医生”之美誉。他在医学研究领域亦有卓越贡献，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四十多篇论文及《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原发性腹膜后肿瘤外科学》等专著。
二零零三年春，中国爆发萨斯（SARS／非典）疫情，四月三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北京市“只有十二例非典，死亡三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蒋彦永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认为卫生部长是在公然说谎，根据自己了解的几所军医院的情况，疫情根本没有得到控制，染病人数还在迅速增加。他认为已到了时不我待的关口——四月中旬，会有大量中外游客来北京旅游，非常有可能染上萨斯病毒，并传播到全国及世界各地。“那样对我国和世界人民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我有责任将知道的情况告诉世人。”次日晚上，他将自己知道的三所军医院收治萨斯染病者的情况写下来，分别给中央四台和凤凰卫视发去电邮，该电邮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
随后几天，蒋彦永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这一信息被其他海外媒体获知。四月八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的记者采访了蒋彦永。记者建议蒋彦永可以不署名，但他告之：“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应该署名。”记者又问：“那样做的后果，你考虑了没有？”蒋彦永说：“我说的全是真实情况，有宪法保护我。但我也做了最坏的准备。”随即，西方若干主流媒体都报导了蒋彦永揭露的萨斯真相。
四月九日下午，蒋彦永给学生上课尚未结束，医院领导来找他谈话，警告他“作为一个军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是违背军队有关纪律的，今后不要再和国外媒体接触”。蒋彦永表示，原先不知有此规定，今后有事先会找院方谈。同时，他强调说：“你们看了张文康的讲话也一定觉得他是错的……我们国家过去因为说假话吃的亏太多了，希望你们今后也尽量能说真话。”
四月十一日，蒋彦永主动找到院领导，提出三点控制疫情的建议：一、鉴于北京市的地方和军队的传染病院均已收满，上面提出要各医院“就地消化”，这完全是违背传染病治疗原则的。因此，应尽快在北京组织改建一些医院，使之能接收萨斯病人。二、建议张文康引咎辞职，这样做有利于新的国务院领导能及时正确地去处理疫情。三、建议卫生部派人来与他一起核对萨斯病例的数字。
四月二十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萨斯病例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蒋彦永挺身而出成为吹哨人，挽救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让萨斯病毒的防控和病人的救治出现重大转折。同年八月，蒋彦永荣获菲律宾“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该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其获奖的理由是：“勇于揭露萨斯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无数生命。”蒋彦永谦虚地表示，他只是做了一个医生和公民理所应当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医生，保护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对危害病人的各种行为都应该加以反对。对医生来说，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坚持讲真话。五十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当时，胡温刚刚执政，需要拉拢民意，也需要在国际社会营造开明形象，勉强默认了蒋彦永的吹哨之举，没有对其进一步打压。蒋彦永被人们视为说真话的英雄，获得普遍的尊敬与赞誉。有的人，一生只说这一次真话就够了，从此便在成绩单上躺平，但蒋彦永不满足于此。早在一九九零年代初，他就给当局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一九九八年他又与诸多老共产党员一起联署了一封同一主题的信件，但都未得到回应。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他通过毛泽东原秘书、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向当局转达了新的一封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信件。当局仍然置若罔闻，他便将其公之于众，当时他因为揭露萨斯真相而名满天下，这封信于是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这封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的信件，开宗明义地写道：“我建议，要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信中，他讲述了六月三日晚他赶到医院急诊室的见闻：“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十八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十点多开始到半夜十二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伤者中，有一个中弹的、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蒋彦永亲自参与抢救却未能抢救过来：“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著他张大著嘴，挣扎著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蒋彦永还揭露了军队使用达姆弹（开花弹）射杀人民的真相：“我就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蒋彦永在信中还写道：“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十七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
后来，蒋彦永与丁子霖夫妇等天安门母亲联系上，并结识了刘晓波、鲍彤等异议人士。他与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在霜刀雪剑的北京相濡以沫。他并利用自己医生的身份和人脉，帮这些被打压的友人联系医院检查身体、看病及安排住院床位，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然而，这封信件的公布，终于惹恼了中共当局。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蒋彦永和妻子华仲尉在从住所前往解放军总医院医院的途中被当局带走，华仲尉在被禁两周后获释，蒋彦永本人于七月十九日被释放，据说是被强制“上学习班”。此后，他一直被军方和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处在半软禁状态。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他重获行动自由，但被以非法方式告知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二零零五年七月，他准备与太太前往美国加州探望女儿蒋瑞时被禁止出境。他想去香港旅行也不被允许。他曾提出解除与解放军总医院的所有关系、退出解放军部队亦未获准许。
蒋彦永所受之监控，我曾亲身体验。二零零五年夏，我应邀到蒋医生家做客，正与蒋医生在客厅中聊天时，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告诉我，医院保卫处说要上门拜访，一定是因为我们的会面惊动了他们。他让我躲进他的卧室，然后对登门的不速之客说，他家中并无记者来访。访客离去后，仍蹲守在他家楼下。蒋医生的“对敌”经验丰富，遂安排我到他的邻居家暂避，几个小时后，他的邻居全家出门散步，他便让我混在其中，正好邻居家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就让我将孩子抱在怀中，一起说说笑笑地出门，这才蒙混过关。这一幕，于我而言，宛如间谍电影中的场景。
二零一五年三月，蒋彦永突破封锁，接受香港有线新闻采访，揭露解放军在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内腐败的“冰山一角”。他披露说，由总后勤部掌控的军医院普遍违法“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勾结公安、检察院、法院，都派车至刑场拉死囚“争抢活鲜器官”。犯人一枪未被打死，即被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器官、移植给患者，手法惨无人道。
二零一九年三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蒋彦永写信给习近平，再次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习近平的反应比胡温更加残暴：下令升级对蒋彦永的监控，蒋彦永出门看病也遭到军警拦阻。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甚至遭到军警的粗暴推搡，老人“斥责解放军违反宪法”。经过交涉，他才住进自己服务一生的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蒋彦永的好友、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据蒋彦永的妻子透露，蒋彦永在医院被严加看管，不准外人前往探视。
二零二零年，一场规模和危害远超当年萨斯的中国武汉肺炎在中国和全球蔓延。中国民众担忧当局是否再次隐瞒疫情，网路上热传一篇当年《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蒋彦永的文章——当时，当局允许《南方人物周刊》采访蒋彦永，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传达蒋彦永并未受到迫害的信号。虽是官媒却有一定市场化色彩、属于“南方报系”的《南方人物周刊》，是少数敢于“打擦边球”的媒体，后来经过多次整肃，再也不能发表类似的文章了。这篇文章在发表前遭到新闻检查官的删改，但大致可以展现出蒋彦永的面貌和风骨。这篇访问，让很多民众追问：“李文亮已死，蒋彦永何在？”人们通过传播这篇文章来怀念蒋彦永这位当年在萨斯肆虐期间对外揭露真实疫情、坚持讲真话的军医，这篇文章却频频遭到网管以“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为由删除。在中国武汉肺炎病毒流行的三年多里，蒋彦永一直遭受更为严密的非法软禁，至今无法对外发声，只是偶尔流传出几张与友人章诒和、浦志强等人餐叙的照片。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十三时，蒋彦永医生在北京因病去世。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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