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年奔赴延安，踏进那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明白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时，已付出整整一生的代价。四十年后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
林牧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个多年头了，最近才读到他晚年留下的回忆录《烛烬梦犹虚》，看到他对自己一生的反思，特别是对当年投奔延安的反思。
林牧在学生时代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向往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联式的经济平等，与当时许多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一样，他们对苏联很不了解，虽不赞成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一党专政，却误以为苏联的公有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平等。他不赞成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所以选择加入民盟而不是共产党，就是希望走第三条道路。
单纯学生误读 毛泽东的漂亮口号
然而到了一九四八年，第三条道路也走不通了，他在一封信中说：“现在中国大势，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中间道路走不通了。杨子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爱，庶几近之。”他天真地以为中共是讲博爱的。在经历九死一生、痛定思痛之后，到晚年才明白他们年轻时误读了中共，他将这些误读概括为三点：
一、当时他们以为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党化教育”、“保障人权”、“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主张都是有诚意的，既适用于国民党，也适用于共产党。
二、他们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误认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误认为“新民主主义”比“旧民主主义”好，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民主。
三、虽然他们知道“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但那毕竟是在遥远的未来。何况他们也赞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只是不同意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而已，他们当时认为中共与苏共不同，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一直强调民主与人权，连根据地都叫“抗日民主根据地”，各个根据地制定和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条例，所以他们天真地认为中共推行的社会主义可以避免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在学生时代喜欢读《大公报》、《观察》周刊，与储安平通过信，还到上海找过储安平，托储帮助找工作，他在思想上无疑更接近自由主义。而在一九四九年的前夜，像他那样中间偏左、最后上了中共这条船的青年学生很多，可见毛泽东对外打出的那些旗号有多么蛊惑人心。他们有理想、有热情，天真烂漫，涉世不深，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对共产党的那一套同样不喜欢。其实，当他们一踏进中共控制的土地，就隐约闻到了不太对劲的气息，有不能适应的感觉，乃至很快遭遇冷酷的现实。
延安的党化教育令人苦不堪言
一九四八年七月，他们一行二十人（以西安的大学生为主）投奔延安，他被分到延安大学宜川分校。党化教育、思想汇报都令他们不快，有人就一再公开声明：“我是来参加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我是来反蒋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纲领，我不赞成中共的党化教育。”有人公开反对汇报思想，说“国民党特务才汇报思想呢”。不久，即发生了“宋纹演事件”，宋是他在西北工学院同级的同学，一个人办了一个壁报，自编、自写、自抄，表达对中共、对苏联的不同意见，很快就遭到批判，有人认为宋不仅思想反动，还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理由包括：
宋的壁报在报头上洒满“小雪花”，就是要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一些白色据点；宋在自传中说，中学时就反共，看到孙中山遗嘱中“共同奋斗”时，要在“共”字上扎一刀；宋在壁报上画的地图，画了一个大箭头，直指延安，目的是要再次进攻延安。 林牧不以为然，认为特务会隐瞒，会伪装，更不可能在自传里写上中学时见了“共”字也要扎一刀，关于“小雪花”和“箭头”也可以说他的壁报和观点在边区只是小小的雪花，“箭头”可能是说他的目的地是延安。这些问题使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他想起了离开西安前同学的一句临别赠言：“这边政治环境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
晚年反思，他说自己学生时代本来不是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的成员，而是接受民盟的自由、民主纲领并参加其活动的民主青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蒋介石解散民盟，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非共产党的民主青年一样要受到“特别刑事法庭”的审判，才把他们驱赶到共产党这边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共产党，虽然主观上下决心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追求当时认为无比崇高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党性，但是党性与良心、专政与民主、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经常处于矛盾斗争之中，苦不堪言！”
从一次次残酷的厄运中活下来
初到延安，他们身上还保留著独立思考的习惯，随著时间，慢慢地要这些习惯被抹平了。尽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组织纪律常常让他难以适应，乃至“苦不堪言”，他却没有产生过脱离的念头，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本来就是不满国民党而出走的，回到国民党那边去，也是挂了号，不现实，何况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么不适应，内心深处有多少挣扎，也只能顺著这条路走下去，这就是包括林牧在内的那些青年的命运。
他们多数人的经历都证明这是一条通向炼狱之路，也是整个民族通往炼狱的路，却宿命般的无法避免，千千万万的个体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万劫不复。今天，我们看到了结果，看到了六十多年来一点点展开的这个过程，何等残酷，何等无奈。血肉之躯被冷酷无情的机器碾成粉末，连每一滴血都被榨干了，叫喊无地，四顾茫然。如果说他们年轻时所处的国民党时代是一个可以流血的时代，那么之后进入的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古往今来未曾遇到过的。
“烛烬梦犹虚”，林牧先生的回忆录以他一九八九年逃亡之时的这句诗为书名，实在贴切，凄凉、悲怆而又意味深长，人间的理想主义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烬生命的蜡烛，也诉说不尽其中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并不讳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跃进”时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在平时是双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倾’等症状运动中，良心、民主、人道主义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头来，说出口来。”穿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层层叠叠、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一次次的厄运缠身，批判、监禁、自杀……林牧活下来了。
一九四八年他奔赴延安，踏进那个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中，最终明白误读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传，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价。那些潜伏在他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一九八九年以后他重新走上漫长的告别之路，告别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烛烬梦犹虚》就是他留下的血泪交错的纪录。
林牧简历：
林牧于1927年10月18日出生，浙江义乌人，1946年入读西北工业大学电机系，在校期间参加中国民主联盟，1948年加入中共，1953年任西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处长，1960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出任陕西省省委书记时，林牧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担任胡耀邦的政治秘书兼助手。
1965年1月，文革初期，林牧协助参与胡耀邦在陕西发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等“改革”。结果惨遭失败，受到长达12年的政治迫害。期间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中共党籍并被判处八年半劳改。
四人帮倒台后，于1978年11月获得平反。先后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林牧早年在中共党内仕途平步青云，深得信任，晚年成为中国著名的自由知识份子，异见人士。大肆抨击中国共产党。
1989年，林牧因公开支持并参与由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在六四事件后被开除党籍与所有职务。
1995年，林牧被推选为“中国人权”国内理事，同年与45名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发起“呼吁宽容”建议书以及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释放异见人士。结果在该年5月，被非法拘留三天，并不断遭到骚扰与打压。
1998年至2004年，林牧被推选任“中国人权”荣誉理事。晚年一直居于西安，撰写了一本回忆录《烛烬梦犹虚》，同时在境内外发表思想、言论、纪实、杂文与诗词约50万字，所主编的《中国风俗》丛书凡30卷，先后在西安、台北出版。
2005年1月18日至31日又因赵紫阳逝世，林牧曾被公安人员非法拘留。
2006年10月15日下午1时于家中突然逝世。
什么是六四？（作者：林牧）
“六四”是甚么？
是试金石和阴阳界；
真在这边，假在那边；
善在这边，恶在那边；
功在这边，罪在那边；
人在这边，鬼在那边。
“六四”是甚么？
是惊天雷和警世钟；
它惊醒了半个世界、一个世纪的狂想，
它打破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迷梦，它促使人们从真理垄断、权力垄断、武力垄断和经济垄断下开始新的思考和选择！
“六四”是甚么？
是一笔血债；
他们不仅欠下了千万个直接死难者的血债，也欠下了全民族、全人类的血债！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不论君主国家、民主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古代、近代还是现代—这都是亘古不变的铁则！
“六四”是甚么？
对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执政者来说，它又是一笔丰厚的政治资源，谁善于运用这一笔资源，并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处理，谁就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和国际社会的赞誉，甚至成为名垂青史的伟人—即就是那些对人民犯过罪的人，也可以立功自赎，获得新生！
中共领导班子的新旧交替就要进行了，
亿万公民大睁著双眼在密切的注视著你们，无数死难者的英灵也在大睁著双眼—密切的注视著你们！
是从善还是怙恶，
是顺民心还是逆民心，
请善于作出抉择，
请早日作出抉择！！！
选自《北京之春2002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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