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转为地下化，透过秘密会面、耳语威胁和神秘电话，香港公民团体正被当局的报复阴影全面笼罩。
法新社报导，港区国安法2020年实施后，相关公民团体成员非常担心其工作可能被列为犯罪行为。迄今已有50多个专研劳工、教育等问题的公民社会团体终止营运，或在相关人士被捕后被迫关门大吉。
报导引述5名知情人士透露，这些组织之所以主动关闭，多是因为员工事前受到暗中威胁或恐吓。相关警告通常由所谓的“中间人”透过电话和讯息发出，他们会在对话中透露对警告对象的个人生活了若指掌；也有些中间人当面提出警告。
经验丰富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马里奥（Mario，化名）表示，去年夏天，他的多名同事曾从中间人那里收到令人不安的警告，中间人“会告诉你不同版本的故事，但到了某个时刻，所有谈话都会得出相同结论：你们必须关门”。在中间人首次联络后的1个月，其所属组织随即宣告关闭。
港区国安法模糊不清的用语，以及中间人突如其来的警告，让马里奥这样的人感觉他们面临的长期监禁威胁变得极度真实。马里奥说：“过去30年里，公民社会中发生的每件正常的事情，现在都可能遭到政治报复。”
香港目前关闭的组织包括：香港最大工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办事处，以及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以往支联会每年都会在6月4日举办1989年天安门事件悼念活动。
据报导，北京透过中间人私下传递讯息的做法行之有年。
涉违国安法而遭通缉、目前流亡澳洲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表示，北京一向偏好透过“中间人”，来对付反对派人士。
他说，这类会面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前一年都很常见，其目的主要是为当局搜集决策情报。“不过，国安法颁布后，它变成一种恐吓手段…他们可以暗中派出中间人，传达政府不能公开传达的讯息。”
耳语威胁也一直是关闭异议组织的有效工具。一名维权人士康尼（Connie）说，她接到一通陌生人来电，威胁她在某个期限前退出组织，“我们都太缺乏经验，以致于许多人都在威胁下决定解散团体。”
另一名维权人士也说，自己收到一封冒充朋友所发的简讯，警告他可能被捕，“如果那些大型组织…都无法幸免，我们又怎么可能逃过一劫？”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屡次否认港府蓄意打压公民团体，并坚称“我们尊重公民社会”。而共产党及其香港联络处则公开指责部分公民团体违法，更称这些组织倒闭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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