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箫
最近有读者朋友问我中国古代帝王的作息，这个问题很有趣，在此展开讲一讲古代帝王的工作内容和日常。
中国古人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提倡早睡早起，主张作息规律，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如此。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帝王的生活奢侈舒服，但实际上不能以偏概全。传统思想对职责的重视胜过权利，有多大的权，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不像我们想像中那样轻松，历史上善于治国的明君比一般人辛苦许多。我们都知道国君要上朝，《礼记》说：“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先秦时代，上朝时间大约从日出开始，日出前就要做好准备，天微亮时大臣进门，日出时君主正式和群臣相见。需要上朝的日子，起床时间不能晚于日出。
明太祖朱元璋起床很早，《明史》称：“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在天快亮的时候上朝。
再以宋太宗的日常安排为例，据《事实类苑》记载，“辰巳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昼日，亦未尝寝。”他五更起床，相当于凌晨三点至五点之间；上午处理完政事后读书，夜深时才睡觉。宋太宗非常勤政、好学且节俭，《宋史》称：“勤以自励，日晏忘食”，“以慈俭为宝，服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有时到日暮还想不起吃饭，衣服洗了又穿，能抵制声色、奢侈品、安逸的诱惑，试想他那样的地位，能如此自律确实不易。
清朝大部分皇帝都勤政，对早起的要求很严。例如《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宵衣旰食……亲政六十馀年，夙夜励精。始终惟一。”早上天未亮就披衣起床，更可贵的是，勤政坚持了六十多年。康熙能成为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其毅力是关键因素之一。
据《国朝宫史》，清朝皇帝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安排如下：
“皇帝每日视事：夙兴，御养心殿西暖阁，或乾清宫西暖阁及弘德殿，阅列朝实录、宝训一册。”一日之计在于晨，晨间记忆力较好，皇帝要早起，读历史和祖宗留下的治国之道。起床洗漱后不一定直接读书，古人一向重视孝，即使身为帝王也不能例外，在做事前先要向太后问安。“每间二、三日，皇帝夙兴，常服，乘舆，诣皇太后宫，降舆，由寿康左门步入至皇太后暖阁前。宫监传奏，皇帝进暖阁，跪，敬问起居。皇太后赐坐。皇帝兴，进至御榻左，一叩坐。赐茶，皇帝叩受，饮，复叩如初。皇帝奏对毕，辞出，乘舆还宫。”这是皇帝早晨向母亲问安的礼仪。
问安与晨读过后，皇帝开始吃早餐，饭后批阅奏折，召见大臣。《国朝宫史》记载：“辰刻进膳，阅王公、大臣名牌，颁赐克食。既彻，乃披览内外臣工奏折，批答授进，止讫，下所司。随召见诸臣奏事。太监承旨下，外奏事引进乾清门。以次赐见毕，乃升宝座，宣引见官部旗大臣。引见者各以前后为次，捧名签至御榻前跪呈。引班官按序引各官至丹陛上，北面跪，奏履历毕，退。皇帝降旨以签授，大臣承旨退。皇帝还便殿。若幸瀛台等处，进膳、办事亦如之。”百官依次序奏事，皇帝知晓后下发谕旨。上午未能处理完的工作，下午继续处理。
清代皇帝通常在下午两点左右吃晚餐，《国朝宫史》称：“每日未刻进晚膳，阅内阁所进各部院及督抚、提镇本章”，晚餐后还会忙一阵子。但也会做一些娱乐活动，不一定都是紧绷著。
康熙、雍正、乾隆日子都过得很忙。比如雍正，他在位13年，批阅的奏折至少约有22000馀件，部本、通本超过19万件。与盛清相比，明初的皇帝在忙碌方面不遑多让，例如朱元璋的工作量也非常大，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8天内，送入皇宫的章奏多达1160件。
明代和清代大多数时间没有宰相，而在朱元璋废相前，皇帝不必大小事都管。唐代和宋代有政事堂，唐朝政事堂的权力很大。在了解什么是政事堂前，先讲唐代的宰相制度。
唐朝的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分为三个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举行联合会议的地点叫作政事堂，《旧唐书》称：“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也。”会议原常在门下省举办，后来迁到中书省。
中书省主要负责发布命令，在唐朝，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最高命令并非由皇帝本人拟撰，而是由中书省拟撰。《旧唐书》称：“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中书舍人先写诏书，之后中书令或中书侍郎挑选出其中一篇，作为正式诏书交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画敕。
皇帝画敕后还不能直接执行，而是要发给门下省的官员审核，如果门下省不通过，那么皇帝的命令就不能下达。门下省内有一种官叫给事中，有权对皇帝的诏敕提意见，《新唐书》记载：“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也就是说，门下省可以将皇帝已经同意的政令驳回，做批注并送还，要求重新拟撰。直到门下省通过后，诏敕才能送到尚书省执行。
尚书省是执行部门。起初，尚书左右仆射可以参与政事堂的会议，前提条件是获得“同平章事”等衔，但开元以后不再享有此资格，从此只有执行命令的权力。所以唐代真正的宰相只是中书省和门下省，该两省享有参与决定权。
唐朝皇帝的诏敕若要得到承认，除了皇帝本人的画敕外，必须还有政事堂通过的证明，即“中书门下之印”。如果皇帝绕过宰相直接下诏，则不符合正规流程，官员可以不承认、不执行。总的来说，唐代皇帝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并不像现在有些人想像的那样随意办事。
不过，历史上确实有皇帝不守规矩，例如唐中宗，他利用了一个灰色地带。因绕过中书省和门下省，他觉得心虚理亏，所以装诏敕的袋改用斜封，敕字从朱笔改成墨笔。《新唐书》记载：“降墨敕斜封授之，故号‘斜封官’”，唐中宗私下封官，此等行为不正，古人也反对且鄙视。但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和政府是遵守流程的，唐代的三省制总体上是不错的。
到北宋初，对官员任命的严谨态度依然延续。《宋史》记载：“乾德二年，范质等三相皆罢，以赵普同平章事，李崇矩枢密使。命下，无宰相书敕，使问翰林陶谷。谷谓：‘自昔辅相未尝虚位。惟唐大和中甘露事，数日无宰相，时左仆射令狐楚等奉行制书。今尚书亦南省长官，可以书敕。’窦仪曰：‘谷之所陈，非承平令典。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书敕。’从之。”
当时三名旧宰相都已不在任，而皇帝宋太祖任命新宰相需要宰相府盖印，正愁找不到人，若没有宰相同意的证明，则此敕无法生效。相位不能一直空著，于是宋太祖问大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陶谷说，以前从没有辅相虚位的情况，只有唐代发生甘露事变那时，数日没有宰相，皇帝要补上这个空缺，于是让尚书仆射盖印，这一事例可以参考。
虽然陶谷的建议有道理，毕竟遇到了百年难遇的特殊状况，但也有人表示反对。窦仪认为，陶谷所说的是大乱之际的应对方法，而现在是太平年代，不应该再采用。窦仪建议让开封尹、同平章事来盖印，这样更合适。“同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文提及，有此衔者可以和中书省、门下省商议政事。最后窦仪的建议得到采用。
古人办事也得按照规章，如上述宋太祖遇到棘手的问题，要拿出来谘询、讨论，尽量找到最合适的副署人，因为皇帝一人的敕属于违法文件。
明清之前，治国的关键主要在宰相，皇帝自己当然不可能管所有事，政府的运行也不单靠皇帝的诏敕。唐代宰相可以下令指挥百官，政事堂所下达的文书叫作堂帖，《唐国史补》称：“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
北宋初期曾保留堂帖，《宋史》称当时“堂帖重于敕命”，比敕还厉害。后来皇帝禁止中书省下堂帖，改成了札子，名称变了，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但自宋太宗起，要求凡遇到大事，必须用敕下令，即使用札子指挥，也要上奏皇帝，自此皇帝的权增大了。
然而，宋代的宰相不至于到只顺从皇帝的地步，宋朝皇帝做决策也不是独裁专制，这些细读正史都可以看得出。直到明清，虽失去宰相，但对皇帝的要求也是不能胡作非为。做得好或不好因人而异，然而皇帝之上还有天，有神，有礼法，有祖宗，众所周知，皇帝也怕无颜到地下见列祖列宗，而且重视祭天，还要自省，传统政治一向和信仰、修身紧密相关。所以当我们回顾及研究古代帝王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时，不应忽略修德的内涵。
不同朝代制度不同，皇帝的办公流程不同，今天只举出一点例子给大家看。最后概括两点，一是古代帝王没那么轻松；二是帝王也有要遵守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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