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箫
如果给晚明政治划分不同的阶段，可以概括为有张居正的时代和没有张居正的时代。张居正执政的时代总体非常正面，国家上下一致，“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即使在万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实施。他撒手人寰后，国家逐渐失去主心骨，越来越散，越来越不严格。官员目睹鞠躬尽瘁的股肱之臣死后被抄家，心想：认真做事的人换来如此下场，又何必再认真？
然而任何一种执政作风都不会百利而无一害或百害而无一利，张居正的铁腕和操切作风引发反弹的同时，也迎来一段奔放的短暂时期，这段时期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
舆论牵制庙堂 政治言论奔放
譬如有个经典案例：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疏骂万历皇帝有病，不是说身体有病，而是人品精神有病。该疏题为《酒色财气四箴疏》，嘲讽万历贪财、好色、贪酒、尚气。
万历看完后像个挨打的小孩一样向几个大臣诉苦，为自己鸣不平。最后在申时行等人的劝说下做出让步，只是暗示雒于仁辞职，没有引发更加严重的报复性处分。即使万历本人不怎么好，但当时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政治氛围的确起到了制约作用。
雒于仁的意义在于他开了一个先河，之后诸臣听说如此具有讽刺性的上疏没有换来廷杖或生命危险，于是纷纷大胆起来，一个接一个上疏提意见。
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出现微妙变化，言论自由意识显著增强。许国的一段话反映出万历年间下级对上级态度的变化：“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
其实明朝的制度除废宰相外，一直以来在权力互制方面都做得不错，特别是以下制上。如六科官小而权大，可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六科若觉得圣旨不周全，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而且士大夫自明初起便以敢言为荣，形成风气。到晚明万历年间的一段时间里，小臣仿佛才是老板，大肆批评大臣种种不好。大臣刚开口发飙，小臣便展现出极强的维权意识：“你阻我言论自由。”
那时上至高官，下至游棍，几乎所有人都热情地议论时政，骂昏君与恶官，听者也通常不会举报谁批评皇帝朝廷如何。沈一贯在谈到私议朝政时说，以往百姓只是在街头巷尾耳语而已，如今“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这种反权威现象不同于秦末、隋末和晚唐，万历年间没有天下大乱的局面，仍处于太平时期。
顺便一提，明朝的百姓其实受到很好的保护，尽管有些时期政治黑暗，我们却不该以偏概全。明太祖时就已规定，当官方渠道未能解决问题时，百姓有权将贪官污吏捆绑，直接到京城交给皇帝判决，而且皇帝要补贴百姓的路费。明初宣德年间新淦县就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县民把欺压他们的县丞厉中绑了，还杀死一名军官。宣德皇帝亲自审案并判该县丞死刑，公正为民，所依法律为《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诸位不妨对比一下现在21世纪的中国，真的比明朝进步吗？
晚明民间强大的舆论力量直接左右著官员的升降，吵了15年的太子问题竟然因受流言飞语所迫而敲定，的确是个好玩的现象。
若要世道昌 去了八狗与三羊
舆论代表人物之一是山人乐新炉，他散布的飞语几乎无人不怕，无人不知。有一件特别搞笑的事：乐新炉将民意认为糟糕的官员说成狗和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广为流传。他并宣传正面的十君子，其中代表人物是敢言的邹元标。这几位正负人物合称十子、八狗、三羊。
虽然这像是中国古代很常见的口号，似乎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但被他列为八狗之一的张鼎思忐忑不安。据《万历野获编》，张鼎思原本是吏科都给事中，后来被谪为幕僚，觉得冤屈，特意向皇帝解释：“乐新炉肯定搞错了，那个狗本来说的是别人，误换成了我。”于是他“荣幸”获得一个响亮的新外号——“张换狗”。
同样狗官榜上有名的胡汝宁、杨文举受此流言影响，在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后均被罢免。当时有人甚至认为，大太监冯保被贬也是拜乐新炉所赐。
值得重视的是，乐新炉掀起的舆论极大影响著吏部和都察院，在民间起到强大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人心惶惶，加剧了官员之间的派系划分和对立。
“隐形人”写的“妖书”
万历年间最大的纷争莫过于国本之争，究竟是遵守祖制立皇帝不喜欢的皇长子，还是立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抑或继续拖延，全民热议，文官划派，万历皇帝却不尽早拍板，耗费了大明王朝15年的精力，开启了间接导致明朝最终灭亡的党争。寡断麻木的万历也因不堪忍受文臣反对，索性20多年不上朝，大量文件已读不回。
有趣的是，最终迫使万历就太子问题拍板的是流言飞语：一篇于万历二十六年在民间盛传的文章《忧危竑议》。该文作者为化名“朱东吉”，猛烈抨击郑贵妃及朝臣中的“温和派”，称他们有夺储的阴谋，一时震动朝野。该文被万历视为“妖书”、“妖言”，不过所谓“妖”只代表官方立场。
万历勃然大怒，却抓不到作者，郑氏家族不得不表态支持即刻立皇长子为太子，因为若再不表态，就等同于默认他们在酝酿阴谋。于是皇帝被迫向舆论妥协，于万历二十九年正式定长子为继承人。
这一起所谓“妖书案”过后还不算完，又出现一篇《续忧危竑议》，说皇帝立皇长子只是迫不得已，有意更换太子，把已退休的朱赓调到内阁就是为了此事，再度引发轩然大波。万历迫不得已立太子是真的，但说朱赓参与更换太子著实是冤枉。官府这次也查不出作者身分，最后以替罪羊结案。
古代帝王立储，通常要么老实遵守嫡长子继承制，要么和心腹大臣商议后决定废立与否，再者便是秘密立储。譬如唐太宗经褚遂良提醒，最终决定立李治为太子；明成祖不喜欢长子朱高炽，偏爱次子朱高煦，犹豫之际，解缙一句“好圣孙”点醒梦中人；清朝从雍正开始秘密立储。而万历朝的国本争论持久，闹得轰轰烈烈，主要是因为万历本人的寡断性格、听不进反对者的意见以及身边缺少解缙那样的高人指点。但从中也可见当时的舆论制约力度和臣民参与度，特别是清流派及其支持者的责任感。当然，这种宣传阴谋论的流言也搅得官场人人自危，相互猜忌。
庙堂与天下
我认为反映晚明舆论与朝廷关系最精辟语，当属《明史纪事本末》王锡爵和顾宪成的一段对话。
王锡爵吐槽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的回复相当经典：“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不是舆论偏要和朝廷对立，而是朝廷已不能反映民意了。
顾宪成及东林书院在野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中心，批评时政，后来发展为朝廷中的东林党，在晚明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喻户晓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始于顾宪成。
涣散不和 门户之见
东林人士一开始不算是党，其实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很正常的事。而与东林对立的齐、楚、浙等党把他们称作东林党，这些党为抱团选择倚靠魏忠贤，于天启年间形成阉党势力。魏忠贤专权是明朝最黑暗的时期，迫害东林，残害忠良，人神共愤。东林党和阉党间的腥风血雨，既可视为正邪较量，也可视为瓦解大明的分裂。
东林人士大多正直，如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气节值得赞许。但党争之弊确也不可小觑，因为大明此时已经没有主心骨，朝臣变得意气用事了。只要是对立派系就必然反对，已偏离制衡的初衷与裨益。
北宋也曾有此趋势，王安石变法期间原本是君子政见之争，彼此依然互敬；而到宋徽宗时，朝廷变味成激烈打击异己的“战场”，出发点由为公转为为私，便是亡国之象了。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辩得好，说“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重点应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像周武王三千臣子一心，和而不同，才是强盛之道。纵览宋明，足知党同伐异、门户之见的危害。
崇祯年间与清议和与主战争论亦出现类似问题。大臣普遍吸取宋朝主和教训的确不错，明朝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骨气，从不签辱国条约。但未必议和即卖国，主战即忠国，取决于谈判底线和原则。杨嗣昌所言东汉耿国变通应该是更合适的解决方向，应以议和为权宜之计。若徒有气节却不能救国，究竟是为虚名还是务实？战争时期过度犹豫和内部矛盾最易误事，碰巧崇祯又寡断摇摆，错过最佳议和时机。杨嗣昌背后掣肘，与卢象升将相不合怎不是又一桩悲剧？此时到哪里呼唤张居正、戚继光和李成梁近乎完美配合的时代？万历年间在对待日本侵朝战争时，君臣基本上一致主战援朝，可谓是抗日援朝获胜的基石，那时的齐心后来也一去不返了。
假设
两种极端均要不得。晚明短时间的自由奔放与民权意识理论上有望推动制度变革，确实可贵，不能因为没走到那一步便予以否定，可惜的是缺少明确的方向和充足的准备。
之前我看到有人以为万历年间的政治已经算是君主立宪、无为而治，这当然是谬论，其实只是君主“躺平”，比昏聩更糟糕。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强调以民为本，如钱穆所言：“中国政治上从秦、汉下来，虽一直都有皇帝，但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说要专制”；且孟子早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士大夫的主要意义就是以道义纠正君主过失，敦促君主重视民生民意，虽没有单独建立一个代表民意的机构和选举，君主与朝政昏暗时期逆天逆民，但好的时期是做到了顺应民意的。晚明出现这些状况是因为高层不行了，民间的力量显著突出，人人平等意识增强，是一个建立新秩序的契机。
如果要挑选一个最重磅的指南，在传统道德的精华基础上建立顺应时代的新制度，也许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可能促成接近君主立宪的制度，不过可能性应该很小，而且他写此书时大明已亡。明末皇帝不爱管事、受很大制约，但君权依然很强，想胡作非为时依然难以限制，只能劝谏；舆论有左右朝廷之势，严格讲却不属于民主雏形。虽然晚明没来得及用上《明夷待访录》，但200年后晚清维新志士梁启超、谭嗣同大力推崇该书思想，无心插柳柳成荫。
假设明国祚再延长，会怎样？依然不会乐观。晚明政治内斗是硬伤，看明亡之后的南明如何就知道了：大臣和福王派系的旧恩怨走向新的分裂，门户之见依然延续，想根除内斗只有重新洗牌一条路，不得不亡。南明不及南宋或东晋，晚明政治遗毒之深是重要原因。
另在道德方面，南明反清义士华夏感叹：“大明无乡绅久矣。即有亦膏腴洁衣，多买田产为子孙计耳。”“只苦这几个秀才为著明伦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寐。”虽不乏英雄义士，但能指望那些唯利是图、随风倒的富人吗？有人以为明初朱元璋如何不好，其实洪武朝在儒学伦理教育上的复兴有著重大意义，明朝能有277年，传统道德观与责任感是比君主更重要的顶梁柱。晚明繁华中夹杂颓废，当时崇祯很想归正道德风气，近乎比登天更难。
遥想大明风骨，虽远犹近，如松柏常青，与日月同辉，在风雨飘摇的最后时刻，依然有人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杨涟狱中血书“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卢象升沙场呐喊“关羽断头，马援裹革，在此时矣！”感天动地，永照汗青。冀以拙笔，继续于“北京沦陷前夕”系列书写大明最后的英雄与小丑、兴亡和荣辱、繁荣的文化及影响数百年的大思想家，探究个中因果规律。敬请关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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