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情期间穿著白色防护衣的大白们在第一线执行当局下达的贯彻清零频惹民怨，港媒报导，其实大白们也是一肚子苦水，并说他们这些听命办事的底层快要被压垮。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上月中国各大城相继爆发反封控抗争“白纸运动”，身处防疫第一线的大白们格外清楚，行事务必得小心谨慎，因他们晓得民众已失去耐心，如今无畏挑战当局与决策。
现年30岁在四川省内江市的刘姓女大白说：“其实我根本没法答复民众（有关防疫封控）的询问，因我对于上级下达的指令也搞不清楚…但出了纰漏，像是封控不利或封控期间衍生次生灾难，倒楣的都是我们。”
较年长的广州市陈姓男大白表示：“每当我对民众执行检查，总是换来一顿夹杂粗话的饱骂，我能体谅，因为大家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但我还是得执行公务。”
他说：“而且上级频频警告我们，因清零是当务之急，若封控有任何闪失，有人得掉脑袋。”
负责执行中国清零政策的最底层防疫队伍约有数百万人，刘与陈不过是当中的唯二，虽然这批被称之为有贬义的大白，多是短期合约的雇工，但是自疫情爆发以来身处防疫最前线至今已有3年。
这些最底层防疫干部被赋予“网格长”和“十户长”头衔，虽说无足轻重却又是不可或缺，因他们深入基层，党中央才能借由他们监控民众一举一动，而这个防疫监控体系，以公寓民宅所在的街道与区块细分。
即以广州市当任网格长的陈姓大白为例，他负责的范围就是白云区里5个街区的公寓，而十户长的刘姓大白则负责14个家庭约莫60人。
不过这个防疫体系虽使上级得以掌握民瘼和舆情，但网格长与十户长等草根的干部们并未获得充分授权，又穷于应付来自高层下达犹如雪崩式的防疫指令和要求，这使得大白们难以成为当局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
刘姓大白说：“当前的形势说变就变，我们也跟不上（政策的）朝令夕改，但沟通管道层层繁琐而且常常变来变去，我们这些听命链的底层快要被压垮。”
她说，来自民众的一道不算复杂的请求，得先上报主管，主管再通报网格长，网格长再通报街道办。街道办是中国官方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
陈姓大白则抱怨，许多上级下达的防疫管制令也是含混不清，他举例：“长官总是要求他们务必面面俱到，但我们得做好封控又得同时维持经济发展，这实在是太难了。”
此外，缺乏急救与医疗的训练也是他们面对的另个棘手难题，危机当下的沟通不良可说是相当致命的。
刘姓大白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她说：“没有接受医护的训练，又不具备诊断的资格，我们只能传递讯息给决策者，并期盼讯息传递的管道是畅通的，像是中风及心脏病足以致命，当然我们得喊救人啊。”
她表示：“可是很多的情况像是有些人处于精神崩溃，我们需要经验丰富的人来帮助我们。”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表示，中国的社会管控网路的建构是蓄意如此，这么一来若出差错，最前线的基层干部就得扛责，以中国独特的党国政治体制而论，位居北京的高层绝对不会被怪罪。
他说：“就以防疫管控而论，领导人订定的目标涵盖遏止疫情蔓延，社会与经济优先，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但地方官员得执行适于他们所在地的对策。”
吴木銮指出：“这门艺术只有八面玲珑的官场老鸟才能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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