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本该是春暖花开、人皆欢喜的好时节，然而1644年三月十八日的北京却阴云密布，笼罩在一片恐惧与动乱之中。这一日，是大明亡国的前夕。
当晚，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军攻破北京内城。崇祯皇帝朱由检闻讯后大惊失色，尽管这样的局势已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他赶忙问“大营兵在哪？李国桢去哪了？！”而得到的回答令他再度心寒：“大营兵全都散了！皇上您也赶快逃吧！”
今年他已听过太多败讯，这一次无疑又是雪上加霜。于是，他决定登上煤山亲自看个明白。
放眼望去，目光所及之处是他平生最不愿看到的场景：昔日繁华太平的北京此时已沦为一片火海，战火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也将大明覆灭的命运照得清清楚楚，赤裸裸地摆在这位年轻帝王面前。这一刻，是国破；下一刻，是家亡。
徘徊良久后，崇祯返回乾清宫准备安排后事，下旨“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来辅东宫”（《明史纪事本末》），命人进酒，连饮数杯。然而纵饮千杯入肚，又怎能消尽心中无尽的愁，扭转王朝的命运？他一边饮酒一边叹道：“苦我民尔！”
面对同甘共苦十八年的老婆周皇后，崇祯痛作诀别：“大势去矣。”刹那间，夫妻二人泪流满面，在场的宫人无不悲泣。
周皇后向崇祯顿首说道：“妾自嫁陛下十八年来，陛下一句建议都听不进，才导致今天这地步！”说罢，她依依不舍地轻抚著太子、永王、定王三个年少的皇子，挥泪作别。待目送亲骨肉远去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崇祯安排三个儿子换上平民的衣服，希望他们能混出宫外。临别之际，崇祯看著眼前三个从小在深宫长大的孩子，不知这一别后他们还有多大机率活下去，于是一阵悲恸再度涌上心头。他叮嘱孩子们：
“你们以前都是皇子，但京城陷落后，你们就只是普通百姓了，各自逃生去吧！你们不必恋朕，朕必与社稷共存亡，没有脸面在九泉下见列祖列宗！你们以后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如果遇到做官的人，年龄大的应当称呼他们老爷，年轻一点的要叫相公；如果遇到平民，年老的要称呼他们为老爹，年轻的要叫老兄或长兄；如果遇到文人，要叫先生；遇到军人，要叫户长或长官。倘若你们能死里逃生，记得为父母报仇，不要忘记我今天的教训！”（见《烈皇帝遗事》与《小腆纪年》）
语重心长地叮嘱后，崇祯还不放心，一想到外面战火纷飞，而且三皇子定是敌寇的重点抓捕对象，不禁悲喊：
“你们为何不幸生在我家！”
告别皇子后，崇祯将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召来。看著眼前的亲闺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华，本已订婚，但婚事因战事紧急而中止，如今又遭遇国破家亡，若被贼寇擒住必遭凌辱。想到这里，崇祯不禁哀叹：“你为何也生在我家！”
叹罢，崇祯挥剑砍向女儿。长平公主当时出于本能伸左手去挡剑，结果左臂被砍断，晕倒在血泊中。崇祯呆立原地，握剑之手颤颤发抖，想到贼寇不会凌辱残废之人，不忍再对女儿补刀。
紫禁城这一夜，漫长如年。
三月十九日清晨，天色近曙，太阳一如既往即将从东方升起，崇祯也一如既往勤奋地上朝，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大明王朝最后的早朝，也是大明天子最孤独的早朝——“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明史纪事本末》）召集百官的钟声敲响后，却无一臣前来觐见崇祯。
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崇祯感叹：“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然而，无论他怎样不甘，怎样绝望，大明的路都注定走向终点。而他的人生，也在此时走向尽头。
崇祯再次登上煤山，作为堂堂天子，这时身边只有宦官王承恩陪伴。他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人生最后一诏：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明史纪事本末》）
薄德，指德行不足；匪躬，指他为国操劳，不顾自身利害；天咎，指上天的惩罚。崇祯这份血诏主要表达的是，“我虽然勤政尽力，但德行有亏，上天降罚，我没能守住祖宗留下的江山，但也都是群臣之错害我到今天这地步。我无颜在九泉之下见列祖列宗，于是摘掉皇冠，披发遮面。贼寇们，你们可以虐待我的尸体，但不要伤害一个百姓！”
写完血诏后，崇祯在一棵老槐树上自缢殉国，孤单地走完了人间的行程。驾崩时，他披头散发，头发遮盖面庞；穿白绵䌷袷，蓝纱道袍，下身白绵䌷裈，一只脚光著，另一只脚穿绫袜及红色方口鞋（见《甲申纪闻》）。他自缢后不久，王承恩亦随之自缢。
自此，历时277年的大明王朝永远停留在这一天。该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甲申之变。
那么，崇祯为何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给今天的我们留下怎样的教训？
中国历代皇帝中，崇祯是比较特别的君主，也颇具争议。争议主要在于对他的评价以及他与明亡之间的关系。纵观他自16岁登基到33岁死亡的执政生涯，他几乎没有一天松懈过，勤政爱民，生活节俭，不好声色，明显具有明君的特点；但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生性多疑，用人不当，一错再错，被骂为昏君、暴君、名副其实的亡国之君。
有人可能会说，大明在崇祯年间灭亡，那亡国之君不就是他吗？亡国之君其实指的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君主，如果某人正巧是某朝最后一任君主而不是亡国的主要祸首，通常被称为末代皇帝，譬如家喻户晓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历史上有些亡国之君，每当我们提起都没太大争议，比如夏桀和商纣；而像溥仪这样主幼国疑的情况，说是末代皇帝毫无争议。但崇祯的情况很复杂，关于他究竟应被评为亡国之君还是末代皇帝，他究竟是不是明亡的主要责任人，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如果从对比的角度看，万历和天启对明亡的影响更深，更符合亡国之君；但如果把崇祯视为末代皇帝，和他的一系列大错又显得不对等。综合客观地评价，崇祯或许可以被概述为这样一类人物：生不逢时的加速皇帝。
说崇祯生不逢时，是因为他爷爷万历和哥哥天启给他留下的是个烂摊子，他再如何勤政，都很难力挽狂澜。说崇祯加速明亡，是考虑到他突出的性格缺陷及决策失当。假设他的时代处于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后不久，那么先皇留下的盛世底子或许可以起到抵消作用，崇祯的自负多疑等性格缺点影响未必很大。然而事实上，他所处的是内忧外患愈加严重的时代，兵荒马乱，双线作战（一线是农民起义，一线是满清），这时的大明已承受不住决策失误的重担。
谷应泰对明朝灭亡有这样一段评价：“故明不亡于武皇者，以孝宗之蕴泽厚；而明无救于怀宗者，以熹庙之留毒长也。”有一定道理。明武宗是个十分荒唐的君主，但大明江山没被他玩垮，主要归功于他爹明孝宗勤俭爱民，信用贤良，一度呈现“弘治中兴”。而崇祯无力挽救大明，一定程度是因为他哥天启不理政事，纵容宦官魏忠贤扰乱朝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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