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杜氏祠堂及花絮

 （一）

 时空悠悠，苍狗白云，要论上海滩近百年来的风云人物，数能竖巨擘的，老夫认为，非杜月笙莫属，为啥？请读完拙文。

前几年返国，和“大风堂”同仁殷仲灏兄，在酒席上聊起杜月笙，他是高桥本地人，正宗的杜月笙老乡，听过许多关于杜月笙的传说。说到“杜氏祠堂”，是我多年想去拜访的地方，于是我问他，能否设法和有关部门通融一下，参观曾经轰动过上海滩的“杜氏祠堂”，和参观一下杜月笙记忆中抹不去的“高桥”？ 

 然而一经数年，没有回音，今次返国，仲殷兄告知“杜氏祠堂”由上海警备区占用，军事要地，不得参观，老夫拿外籍护照，自知非他族类，惹不得是非，自然免了。

 说到高桥，仲灏兄说，原来的高桥已经翻建，并非原物，不过尚可拜观。

 今春三月，仲灏兄约了大风堂同仁潘逸言和陈迟，以及曹公度诸兄，五条汉子一路谈笑，来到一条叫“东街”的路边，仲灏兄道：“据老一辈讲，这里原先是个菜场，街的南面是一排肉摊，杜月笙幼年落难时，常困肉墩头（上海话“街边肉摊”的意思）过夜。”老夫驻足凝视，不由唏嘘浩叹。

 走出东街，便见不远处有一座高丛的三洞石桥，横亘河面，仲灏兄介绍：“这便是高桥了”。

 高桥虽经过翻建，但雄姿犹存，不失旧貌，站在桥边，我脑际浮出一个瘦弱的少年和一位白发老妪，相拥哭泣的场面——同时联想起台湾传记作家张君谷先生在《杜月笙传》中所描写的一个情节：

 杜月笙幼年就痛失怙恃，无人管束，十三岁交友不慎，染上赌博恶习，欠了赌债，于是和堂嫂商量，打算卖掉祖上留给他的半间破屋。堂嫂听说，大为吃惊，把这事告诉了娘舅朱扬声和姑父万春发。杜月笙天生胆大顽皮，没了父母，只有这两位长辈能管束住他。

 娘舅朱扬声听闻此事，勃然大怒，把月生（他原名叫“月生”，发达后改名“月笙”）抓来一顿打骂，并警告他，如再提卖祖屋之事，姑父万春发也要请他“吃生活”（上海话挨打的意思）。杜月笙受此奇辱，向外婆哭诉，并发誓要离开乡下，去上海讨生活。外婆是这世上最疼爱他的人，听闻此事，就设法托乡邻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他去上海十六铺的一家水果店当学徒。

 张君谷先生在《杜月笙传》中有这段文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民前十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缠著小脚的老外婆，白发皤皤，两眼流泪，一步一步的送她外孙上路。杜月笙当时只有十五岁，一副大小人模样，他穿一套粗布褂裤，背个小包袱，那里有他仅存的几件替换衣裳和少得可怜的铜板。

 祖孙两人一路步行到八字桥（应是“高桥”，浦东没有“八字桥”，疑是张君谷先生笔误——作者注），算算已有十多里，老外婆实在走不动了。杜月笙强忍著眼泪，一再劝老人家回去，老外婆放声大哭，杜月笙也哭了。他哭著说：“外婆，高桥家乡，人人看不起我，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立业，开祠堂，不然，我发誓永远不踏这块血地！”

 说罢，他掉头便走，眼泪汪汪。他笔直向前走，一路没有回头。  

（二）

 老夫且不说杜月笙离开川沙后艰难的奋斗史，也不说他对社会的功过对错，只说他离别故乡二十九年后，建造“杜氏家祠”的故事。

 “杜氏家祠”占地五十亩，五开间门面，三进进深，门前盘踞两只雄伟的石狮子，大厅里供奉著福禄寿三星，和半人高的大理石屏风，画梁雕栋，极尽奢华。 

 庆典前一个月，正门前就搭了一座五层楼高的彩棚，从祠堂到高桥码头的路上，两侧火油路灯，日夜照明，玉树银花，十分璀灿。

 民国二十年（1931年）六月十日一早，上海法租界华格皋的杜公馆的周围，已经人群拥挤，摩肩擦踵，各色仪仗、旗幡、匾额、伞排……以及中西乐队、商团、童子军，以及记者、和治安军警、看热闹的市民，挤满了几条街。

 九点钟，外滩海关的钟声一响，近万人的队伍，从华格皋路出发，浩浩荡荡，前往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一路鼓乐喧天，游行队伍走了两个半小时。

 游行队伍的先头部队，是骑著高头大马的英国巡捕，左右开道，维护一面硕大的青天白日国旗，紧跟的是一面绣著“杜氏”的彩旗，后面是法租界的安南巡捕，每人一辆兰陵自行车（当时上海滩最时髦的脚踏车，犹如今天的德国“BENZ”轿车），四辆一排；接著是头戴钢帽，脚穿长靴的中国巡捕，队伍的最后面由童子军压阵，黄金荣办的小学，学生一律穿海军式童子军制服，打鼓吹号，精神抖擞。队伍在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船，一溜船队，在黄浦江上钟鼓齐鸣，管乐震天，两岸居民翘首眺望，出现黄浦江两岸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

 队伍抵达祠堂前，杜月笙在鼓乐和炮竹声中步入祠堂。

 祭祖大典开始，杜月笙身穿长袍马褂，神情肃穆，他遵照古制，小心翼翼捧奉栗木神主牌位，放进神龛。接著乐声悠扬，炮竹喧天……

 一番喧闹后，由杨虎宣读蒋介石、李石曾、于右任等达官贵人的贺词，以及展示各路贵宾送来的匾额彩礼。老夫随手抄录几则读者熟悉的名人匾额题词：

 “孝思不匮”——蒋介石；“敦仁尚德”——徐世昌；“武库世家”——吴佩孚；“好义家风”——张学良；“望出晋昌”——段祺瑞；“百世馨香”——刘文辉；“垂裕后昆——顾维钧；“光前裕后”——吴铁城；“慎终追远”——西藏班禅喇嘛……送匾者由前清遗老、北洋政要、军阀政客、党国高层、社会名流、金融巨子，达数百之多。

 “杜氏家祠”的西面，搭了一个很大的凉棚，一次可开两百馀桌酒席。凡来恭贺者，三天内流水酒席，招待吃喝。从高桥码头拉往祠堂的黄包车，车资一律由祠堂支付。

 “杜家祠堂”落成，连演三天京剧，南北名伶咸来捧场，伶王梅兰芳，三天的夜戏出演了两场，六月九日出演《龙凤呈祥》，十日深夜又出演《红鬃烈马》；十一日他更出演双出，由谭小培、金少山配演《二进宫》，再跟程艳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合演《四五花洞》。当时《新闻报》登载，说“杜家祠堂”的三天演出，是京剧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

 行键至此，庆幸梅先生“死于安乐”，幸亏他一九六一年谢世，否则再过五六年，就凭他为流氓杜月笙卖力演出的这一罪行，就够他演一场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了。

 “杜氏祠堂”落成的盛况，可媲《红楼梦》中的贵妃省亲的阵势，此情此景，只有曹雪芹的圣笔可以描绘，不是老夫的破键所能描绘。

 “杜氏祠堂”落成典礼之所以能轰动上海滩，少不了幕后的三位文化大佬支撑。

 第一位是以“孤傲”著称的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这位敢把袁世凯赏他的金勋章当扇坠，举著在中南海门口破口大骂袁世凯的文坛大佬，竟然肯为黑道大佬写《高桥杜氏祠堂记》，实属不凡。

 据香港名医兼小说家陈存仁先生撰文说，杜月笙为求得章太炎墨宝，先托一位和章太炎一起坐过牢的弟子徐福生去求索，但遭到回绝。陈存仁知悉此事后，便毛遂自荐，以在下是章太炎门生的名义，主动向杜月笙请缨，带了一包墨金，私下交给章夫人，遂成其事。

 但章太炎先生嫡孙章念驰先生认为，陈存仁先生以小说笔法著称，诚不可信，先祖父为杜月笙作《祠堂记》有内外动因。外因主要是有盟兄章士钊游说，内因则是他素来重视“人的道德“。他认为“知识越进，权位愈来愈申，则离道德也愈远，而下层民众，尚具‘游侠之风’，倒很可钦也。光复会何尝不是吸收许多青红帮、山民、侠士。所以太炎先生主客观上都有为杜作《祠堂记》的动因，绝不是陈存仁作说客的结果……”老夫摘录上文，是为解脱了心中一个多年未解的谜团——孤傲绝伦的章太炎先生岂会为区区一包墨金，替黑道老大摇笔唱颂，今见太炎嫡孙解释，其惑解也。                                          

 （三）

 第二位就是上文说到的章士钊先生，众所周知，此公是章含之的养父，一个黑白两道通吃的精明大佬。他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縂长，也做过民国时代的大律师，曾为陈独秀和梁鸿志的大案作过辩护，一度名声雀起。他也是杜公馆的门客，据传，杜月笙每月有给章士钊五百银元的封包，另有鸦片供给。“杜氏祠堂”筹备期间，他用心备至，其所献颂词为：“尚义为天下倡，天下翕然归之，徒众万千，言出若鼎”，可谓马屁拍足！

 章士钊更是毛泽东的恩师，传说毛早年想去法国留学，章士钊给他两万银元当川资，结果毛留学未成，川资独吞。章诒和女士有文章披露，文革时章士钊被抄家，红卫兵抄走了他的鸦片烟枪。章士钊是一个享受红朝鸦片特供的瘾君子，不可一日无此君，他立马写信给老毛，第二天就由军人将烟枪原物归还，这可见他和老毛的私交了。 

 据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陶先生说，毛曾私下对周恩来说，我们欠章先生的情是永远还不清的。陶的父亲曾当上海江海关关长，与章士钊知交，在经济上对章多有援手，章士钊是陶先生的干爹。陶先生还是赵朴初的表弟，他俩自小在一起练字玩耍，十分亲近，他说赵朴初早就是埋藏在佛教界的地下党。

 一九六一年，大陆“自然灾害”，章士钊为陶先生从廖承志处谋得全家赴港的单程签证，迁居香港，以后章士钊秘密赴港，与国民党要人接洽时，均由陶先生在一旁递烟倒茶。陶先生说，章士钊告诉他，毛每有难解之大事，必找他出计谋划，毛与刘少奇决裂前，曾与章士钊谈过，章曾给与规劝，但无果。毛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后，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对小将难于处置，也是章士钊出计谋，将他们送往农村。

 另陶先生还说，毛在四渡赤水时，军饷匮乏，经济十分困难，他曾通过地下人员找章士钊帮忙，章士钊找了荣德生，谋得一笔巨款，解脱毛的困境……陶先生所述，真假如何，无从得知。十馀年前陶先生和儿子关系不睦，落叶归根，回上海养老，曾请我去他曹家渡的外甥家吃过一次便饭，前些年听说陶先生谢世了，留下一位老年痴呆的夫人，晚景很是凄凉。                    

 （四）

 杜月笙的第三位门客——杨度。

 杨度，字皙子，湖南人。看官欲在《百度》上查阅此公资料，恐多不确，何以耶？读完本节，自然明白。

 杨度是湘中大儒王运闿的入室弟子，王运闿一生研究帝王术，他曾规劝曾国藩踢开清廷，自立门户，但遭到曾国藩的严拒。

 作为王运闿的门下高徒，杨度自然师承老师的教诲——“愿为帝王师”。

 清廷逊位后，袁世凯出任逊清的内阁总理，杨度是他麾下的学部大臣，为了迎合袁世凯当皇帝的野心，他组织“筹安会”，担任理事长，鼓吹帝制，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下了道“变更国体祸首惩办”的命令，视杨度为首犯，下令通缉。杨度落荒逃入天津租界，待局势稍微平静，他又游说吴佩孚、曹锟，割据称帝，然不受待见，嗣后又投靠到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的门下，担任“縂参议”职务。不久张宗昌兵败，他黯然南下，躲进从前在北京结识的朋友陆冲鹏的公馆里吃闲饭。

 陆冲鹏和杜月笙是好友，由此杨度认识了杜月笙，恰好这时杜月笙要招揽天下英豪，于是一拍即合，杨度成了杜府“春申门下三千客”的一员。

 杨度投入杜月笙的门下后，为“杜氏祠堂”筹备，出谋策划，十分尽力。他除了撰《杜氏家祠记》外，还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请郑孝胥书写，作为共同献礼。

 落成典礼时，杨度担任“杜祠落成典礼处”的要职，负责书写请柬，贵宾迎送。他尽职尽力，事必躬亲，在大典的前三天，就搬到高桥办事处住下。杜月笙知道他烟瘾奇重，不可须臾无此君，特地给他安排了烟具烟榻，让他边忙碌边享受。

 为报效杜月笙的知遇之恩，杨度躬身在杜氏祠堂，鞍前马后，辛劳奔波。其时杨度虽六十不到，但因长期生活放荡，嗜烟成癖，肺病胃疾，未老先衰，鼻涕连连，咳嗽不断，不久旧疾复发，在办完“杜氏祠堂”公案，回上海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蹊跷的是几十年后，前总理周恩来临终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突然想起了他，随即派了一位秘书，转告管理出版的王冶秋说：“当年袁世凯称帝六君子第一名的杨度，曾参加共产党，由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的。这位秘书并重复叮嘱王冶秋，总理请你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倘有杨度的条目，要把它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进去。”——“摘自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难忘的记忆”一文。

 不久，夏衍也撰文《回忆杨度同志二三事》，把五十年前，他怎样和杨度同志的秘密联系公开了，文中披露：“他（杨度）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内部派系的矛盾……他还不止一次地把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摘自（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

 据《百度》介绍，杨度由潘汉年介绍，于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周恩来批准，成为秘密党员，与周恩来单线联络，周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和他单线联系……

 引罢上文，老夫不便评述老一辈革命家杨度的人品，只是庆幸他一辈子倡导帝制，屡遭挫折，但最后终于找对门径，修得正果。

 说到杨度，老夫不免又要打横，说到他的女婿郭有守和张大千的故事，读来颇可玩味。

（五）

 郭有守（1901——1978），字子杰。四川资中人，早年就读于北京法科大学，后留学法国，在巴黎和徐悲鸿、张道藩、邵洵美……等人一起成立“天狗会”，三十年代回国，又与蔡元培、叶恭绰、胡适、林语堂等人创办“中国笔会”，任理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郭有守由国府派往欧洲，担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员，国际文教处处长，但他暗里却为中共服务。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和陈西滢等人，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名，帮张大千在法国筹办画展，但暗下为中共统战，引诱张大千回国，而受到张大千的回绝。

 一九六六年，郭有守以中华民国政府驻比利时外交官的身份，去瑞士与中共使馆间谍会晤，被瑞士当局截获录音而遭逮捕，在审讯中，瑞士方面问他何去何从？郭回答说愿囘法国。其时国共双方已在法国布下阵势，争夺其人。

 郭有守一到法国，即被大陆方面派去的船员所控制，拟将他劫持后，经莫斯科折回北京。

 国府方面得知此事，也大为紧张，派出不少人员去“营救”，企图将郭有守劫往台湾，据参与“营救”的陈西滢先生（与鲁迅论战的对手，才女凌叔华女士的夫君），给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报告中说：“三月卅日此间得密报，子杰将于二时二十分乘飞机去莫斯科。弟与周麟夫妇及齐佑赶去机场，到机场时有中共壮年二十人，三三两两，布列各处。已有三人正在校验护照，一人在中，穿了极大的外套，头戴大几号之帽，眼戴大黑眼镜，弟走至其近旁，认出是子杰，即拍其肩呼之，四五壮年立即涌上将我们分开，不能得近，左右二人即将中间一人拉到里边去。”

 据《中央日报》前社长，中央通讯社社长，张大千老友黄天才先生告诉我：郭有守在瑞士被捕，国府方面完全不知情，中共把郭有守弄到法国，国民党政府为此成立专案小组，要争取郭有守，这时国民党各方特工汇集巴黎，欲伺机而动，台湾有关方面也得到法国警方的帮助，法国警方答应，一，决不允许中共秘密运走郭有守（其间中共也作出保证，绝对堂堂正正出境，连哪一班班机都可以告诉你们）；二，离境时若郭有守呼救，表示不愿意去大陆，法国警方要及时插手阻止，保护郭的个人意愿。

 后来据消息报道，当郭有守在大陆人员的簇拥下出关时，台湾记者追上前去问；“郭有守先生，你想囘台湾还是囘大陆？”

 郭有守正要回头，被簇拥人员推入门内。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方面指郭有守被中共所“劫持”，中共方面则称郭有守是主动“起义”，双方对骂了一阵，可惜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大陆新闻封锁，墙内人均不知情，老夫是到了海外搜集资料，才知悉一二。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郭有守回到北京，随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起义声明”，宣布与台湾方面脱离一切关系，作为“起义归来人员”，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挂名在中央文史馆拿一份薪金。

 郭有守囘大陆后的日子怎么过，请看其妻——杨度的女儿杨云慈在《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一文所述：“……这时已找不到管事的干部，他的工作也得不到安排，学习和劳保都没有份，只能整天在家里看报，越看越不懂，这局面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他老是一个人在那里唉声叹气，愁眉不展，我也很担心祸及家门……”郭有守回北京不久，文革开始，全国大乱，他问杨云慈：“你们多年来就是过的这种日子吗？”

 我在悉尼的茶友黄君，其令堂叶恭纫，乃叶恭绰先生胞妹。少年时黄君常去叶恭绰府上探望舅父，屡见郭有守在叶家聊天。另我去洛杉矶探望张大千的幺儿张心印，他告诉我郭有守是他教父，中国人称之干爹，由此可见，五、六十年代时，郭有守和张大千关系是很亲近的。

 所幸郭有守在文革中受到保护，没被揪斗，但杨家的亲戚却没有那么幸运，那时因周恩来还没公开杨度的“革命功绩“，所以杨云慈的大哥在北京被批斗，四弟关进牛棚，五弟禁不住压力而自杀。在如此境遇下，郭有守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因脑溢血在北京郁郁而终。

 以前人们只知道杨度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帝制馀孽”、“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殊不知他是中共秘密党员，受周恩来、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与夏衍单线联系的革命前辈。

 说到夏衍，据我一位采访过他的文友私下议及，夏衍晚年对周恩来颇有微词。新朝伊始，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夏衍打感情牌，劝说一些海外的朋友归国，结果在历次运动中，这些朋友惨遭整肃，不得善终，家属上门哭闹，夏衍表情悲切，愧疚苦涩，悔莫能言。  

（六） 

絮叨完闲话，镜头还是转回到“杜氏祠堂”落成典礼的场景内——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日，高桥天灯码头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杜月笙在众人的簇拥下踏上川沙码头，老娘舅朱扬声带领大队人马前往迎接，一别二十馀年，这时朱扬声已是头发斑白，一目成眇，舅甥两人，四手紧握，俩人三含泪（娘舅一目已眇，无泪可流），尽在不言中……

 老夫本拟还要写杜月笙和上海滩滑稽戏鼻祖王旡能，和“法租界巡捕冲击《生活周刊》”的两则故事，一查字数，已近七千，且颈痛病复发，只得停键，留待下次续叙。

 本文以杜月笙十五岁时，在高桥下泣别外婆的立誓为结束——

 “外婆，高桥家乡，人人看不起我，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立业，开祠堂，不然，我发誓永远不踏这块血地！”

 二〇二四年九月七日于食薇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