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中秋的眼泪

王亚法
202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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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港(图:看传媒)

我自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二日落地悉尼,至今已三十四年了。

三十四年前的中秋节,是阳历九月十五日,那晚我在The rocks的餐馆打工下班,路过Circular Quay,人单影孤,形影相吊,在码头旁的地标圆盘边坐下,望著天上的明月,想起“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的俚曲,不禁百感交集,悲从中来,两行热泪,油然淌下,继而嚎啕大哭……

三十四年的人生起落,冷暖自知,苦乐可品,今夜又明月透窗,我坐在电脑前,思绪翻腾,古月依旧,今人不同,今日得宽馀,难忘往昔泪,拟记下当年哭泣的一幕。于是打开电脑,无意中找到没有完稿的《半空堂自述·海外篇》,读罢,发觉这是一篇三十四年,来澳洲前后的珍贵记录,虽是残篇断简,却弥足珍贵,于是索性全文抄来。所喜是资料中提及的同仁,除刘沪生已作古,刘观德半途返乡之外,凡度过这艰难时刻的,都是事业有成,子女优秀,晚年安乐,后顾无忧,我曾问过同年来流过泪的朋友们,经受这三十四年离乡的煎熬,值不值得?

他们几乎都回答:“值得,无怨无悔!”

半空堂自述·海外篇(残篇)

进入虹桥机场的国际登机处,第一件是托运行李,那位行李检查员问这问那,仿佛象审查小偷似的,把我的行李翻了个遍,没收了我的《辞海》和一些书籍。过了这关,又要我办理贵重物品登记,我带的所谓贵重物品,现在说来实在可怜,只有一只价值五百多元人民币的日本傻瓜照相机,它是我从深圳买来的水货,到了澳洲我才知道它在二手店里最多值十个澳元。我如实填妥表格后,才能去换登记卡和托运行李,但是我的行李超重了十五公斤,管事的小伙子和所有的共产党干部一样,原则性极强,死活不肯通融,一定要我罚一千多元人民币,那时的一千多元人民币,是我十个月的工资,我不愿支付。在场的超重者不少,大家一起泡蘑菇,好说歹说,眼看就要开机了,小伙子不耐烦道:“你们实在不肯出,我就在托运单上注明,让你们到香港转机时再罚,不过我告诉你们,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比我们这里罚得重,要外汇的。”事到这一步,我们也无可奈何,只能到了香港再说了。

经过几道磨难,我终于出脱秦关,那时上海到澳洲没有直通航线,要在香港转乘澳航“QUNTAS”的班机。(那时中国还没有“东航”和“国航”,只有“中国民航”一家坐大。中国民航的管理,和一家坐大的贼党一样,可用“一塌糊涂”来形容,机舱里苍蝇飞舞,服务员态度恶劣,伙食无法容忍)。

我虽然在国内乘过几次飞机,但乘往香港的国际班机还是第一次,当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降落时,我想看看窗外资本主义的风光。因为座位不靠窗,我把身子微微躬起,突然一个四十岁的空嫂,用粗暴的声音喊:“XX座位的那位,我已经注意你好久了,你已经两次想站起来,是不是?”她的态度就象小学老师训斥学生一样,整个飞机的人把眼光都投向我,弄得我好生尴尬。她算什么东西呀,我真想跟她吵一场,但再一想也就算了,她只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呀,看见有权的就当孙子,但自己有了权,就盛气凌人,把当孙子时受的气都赚回来,不要说空嫂,就是居委会的大姐也是那样,既然脱得魔爪,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我知道涉外航班的机组人员都是共产党员,我既然已经离开这倒霉的地方了,何必再和那伙人计较。

飞机到香港启德机场,是上午十一点,而飞往澳洲的班机则在晚上八点,按规定转机是不能出机场的,这九个小时只能在机场里度过。

刚踏上资本主义的土地,我看到启德机场一片光亮,而社会主义的上海虹桥机场是不能与之相比的,这里的免税店商品琳琅满目,服务员笑容可掬,整个气氛祥和富足。中午吃自助餐时,餐厅里餐具干净洁亮,可口可乐和装冰淇淋的纸杯做工考究,人们随用随扔,吃饭不须用粮票,买蛋糕不须用饼票……这里的一切,使我顿悟,为啥几十年间大量的人用脚投票,逃往香港。

由于时间还富裕,我和一群待机的台胞聊天,他们是随旅行团从重庆飞来转机飞往台北的(那时没有大陆至台湾的直飞)。他们在中国待了十来天,在那里受够了闷气不敢发作,到了这里就随便说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姐说:“我是重庆人,民国三十八年离开家乡,没回去过,这次回家一看,家乡四十年来没有变化,街,还是那么几条,屋还是那么几幢,共产党根本没有建设嘛,亲人一见面有诉不尽的苦水,我的祖父是个好人,土改时评上地主给枪毙了,我祖父有啥子罪呀!他为乡里办了不少好事,旱年时买机船免费给乡亲们用。自然灾害我的叔父和婶子都饿死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会饿死人呢,共产党是怎样管理国家的呀?文化大革命就更糟了,我的侄子在武斗时被打死了,他是独子,我叔叔这房就断了香火,我这次回台湾一定要告诉那些骂蒋介石的人,蒋介石再坏也没有把你们整死,饿死,做人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那位妇女似乎在控诉,在谈到大陆的旅游服务时,大家更是众口一词,没有好评。

傍晚七点钟开始检票,检票员根本没有提及我行李超重的事。那时我老实,主动问他,我的行李超重了怎么办?不料他笑笑道:“你们大陆人第一次出门超重是常事,我们港龙航空公司很理解,欢迎你今后坐我们公司的班机。”原来资本主义的人那么宽容,肯为乘客著想,于是在脑海中,上海虹桥机场的那位青年,显得非常渺小。就此港龙航空公司留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坐港龙航班,这也算是投桃报李吧。

大概在晚上八点多钟,飞机从香港机场起飞了,这时候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马上要踏上一块崭新的土地,在那里,我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明天将是谁来机场接我,晚上睡在哪里?

在澳洲我唯一能找的,只有比我先去的同事刘观德和刘沪生。刘观德者,就是那位笔名“老牛”,《我的财富在澳洲》的作者,出国前,我俩常在宿舍里一起做出国梦,他比我早到澳洲半年。是我送他去虹桥机场的,那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到澳洲正好过耶诞节。他在澳洲呆了一年多就回来了,他只希望赚到一万美金就回家。他在澳洲打两份工,白天当清洁工,晚上在唐人街帮人切鸡腿,省吃俭用,辛苦一年,存了一万美金,就在一九八九年的五月二十日回上海。他没有打过老虎机,也没有去过墨尔本,更没有吃过鲍鱼和鱼翅,当他体内汁液过剩时,舍不得花一分冤枉钱,油水不肥外人田,只是私下嚷嚷,憋不住了,要回家去见老婆。回国后他就写了一本记实小说,弄了个专业作家的头衔。他回上海的前夜,我去唐人街德兴Huose地下室的大排档去看他,告诉他从新闻中看到,天安门广场已经沸腾了,中国早晚要出乱子,劝他再等几天,静观于待,恐怕中国要出事,他不听,认为澳洲虽好,终究不是自己的家乡,在这里生活孤苦伶仃很难熬,他下定决心要回去,果然他回中国不到半个月,就发生了“六四事件”。

和我一起同机来澳的,有一位比我年轻的同伴,姓朱,他是我一位上海朋友的亲戚,他学过几年英语。他说有一位朋友来机场接他,不过那位朋友和他的关系不深,是他和父亲一起去中国银行换外汇时认识的,他父亲已经给那位朋友通了电话,说好今天来接机,如果来的话,我们就跟他去,暂时住在一起,有个照应。

刚下飞机,两眼一抹黑,既不懂话,又不会说,幸亏小朱能应付,顺利地出了。来接我的朋友叫戚欣,以前在上海是工艺美术品厂的微雕工艺师,比我们早到一年,已经有了辆旧汽车,有上海朋友来,一般由他帮忙接机,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戚欣的汽车很小,里边除了坐人外容不下行李,而我们两人的行李又多,后边的行李箱又放满了,怎么办,最后还是戚欣有办法,把两只大箱子放在顶上,用绳子捆住。

汽车不一会到了住处。这是一幢破旧的House,有三个房间,住著从上海来七八个留学生,进屋不久,一个姓黄的就告诉我,其中有一位女的在上海得过甲型肝炎,这女的喜欢用别人的碗筷,叫我要小心。

当晚我住的那个房间有三张单人床,我们两位新到的,只能躺在地毯上,下半身伸进床底下,这样在陌生的澳洲土地上,度过了我人生的第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循著刘沪生家人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住的地方,出来开门的是两位上海人留学生,告诉说刘沪生已在一个多月前搬走了……

失望,失落,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怎么办?想自己在上海时是多么神通广大,有各类朋友,各种人事关系,如今像咸水鱼游进淡水湖一样,一切都是如此的陌生和无奈,我在街上转悠。我现在唯一可找的熟人只有刘观德了。

我在New Town一座教堂的旁边,找到了刘观德的住处。一位也是留学生模样的人接待我,说刘观德不在,他在一家电话公司打清洁工,晚上还去唐人街大排档做杂工。

第二天我碰到了刘观德,他的情绪非常不好,我把他太太托我带给他的牛肉乾和皮鞋交了他,时候我不知道澳洲海关是不准带牛肉干的,若查到处罚很重,幸亏那天海关没有查我,否则会有麻烦。

刘观德为我们找到了一个住所,在Redfern 附近的一条街上,房主是个黎巴嫩人,房租每周七十元,家俱都是从马路上捡来的破烂货,特别是那张床,席梦思中间已经凹了个坑,那时我年轻,性幻想丰富,晚上曲身躺著,畅想这家伙被双重臀部挤压时的痛苦形状。

住宿问题解决后,第一件事就是认识社会,我按图索骥,从Redfern走到George Street,这里店铺林立,店堂里商品琳琅满目,世界各国的名牌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马路干净,没有纸屑,更没有痰迹,咖啡馆的橱窗玻璃光可鉴人,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摇曳的烛光。街上的行人偶然碰撞,会同时发出礼貌的道歉声。唐人街有许多杂货店,里边有泰国大米,越南水果,菲律宾香蕉,中国的“梅林”牌罐头,以及加工得干净出落的中药材。这里应有尽有,这时我才弄懂,原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出口食品,都是卖给资本主义的帝修反吃的,譬如鲮鱼罐头,在中国要卖十元人民币一罐,在这里只卖一元澳币,还买九加一,真是太便宜了。我不由又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搞笑指示:“世界上还有三分二的人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住所安定后,接下就是找工。和我住在一起的,有个姓杨的年轻人,在国内时曾经学过英语,能讲几句“洋泾浜”,那天他下班回来,说在西人报上看到,Parramatta有家餐馆要找一位清洁工,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他给我写了地址,说店门口有只轮船舵盘的摆设。他怕我说不清英语,特地教会了我三句话,我生怕忘记,用中文在旁边注了音,这三句话是:       

1.  I ‘M LOOKING FOR JOB.

2.     I ‘M VERY STRANG.

3.     COULD YOU TRY ME PLEASE.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那家餐馆,接待我的是一位菲律宾女孩,她似乎明白我的意思,从里间叫来一位胖乎乎的老板,那时候我分不清他是澳洲人还是中东人,反正在我的眼里,凡是高鼻子都是外国人。我对胖家伙一连喷出了三句话,现在想,那时胖家伙或许在窃笑。他对我上下打量,说了几句英语,我一句也没有听懂,为了应付,我满嘴的“YES YES……”胖家伙似乎有些生气。他指指左面的门,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转身走了。我跟上去,他停下来,不友好地指指地板,我明白是他叫我站在原地的意思。不一会,他叫来一位女孩,她用广东官话对我说:“老板叫你从那扇门出去,说罢她自己也笑出来了。我像受了侮辱一样,跨出门,在马路上徘徊,此刻的心情可以说是低落到了极点,我漫无目的的来到一座桥洞下,生了好一阵闷气。

傍晚小杨回来,问我白天寻工的情况。听我介绍完,他说今天听一位北京来的朋友说,The rocks 一家饭店需要找洗碗的钟点工,时间是从下午五点到十一点。我带著那张写著三句咒语的中英文纸条,一路走一路背诵,找到那里。

The rocks 是悉尼的一个旅游点,离歌剧院和悉尼大桥不远,我要找工的饭店就在大桥的引桥下面,靠近海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座监狱。当年从英国押来的犯人,都是从这里上岸,建筑式样象中世纪的古堡,高大的木门上钉满了铁条,狭小的窗门,全被铁栅栏住,地上用花岗岩铺成,这座废弃的监狱,被一位德国商人买去改作为饭店,招待海外游客。游客就餐时,有专人表演鞭打囚犯,剪羊毛,狱卒巡逻等节目,气氛十分热烈。我走进阴森森的大门,迎面碰上一个穿著厨师衣服的高个子,我不分清红皂白,先用英语念一遍咒语,那人听了,用广东腔的国语问:“你是中国人吗,没问题,跟我来。”说完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他和一位外国老头子咕噜了几句,那位外国老头就发给我一副橡皮手套和一件橡皮饭兜,把我领到厨房间,介绍给一个年轻的小鬼佬,小鬼佬的模样挺可怕,左耳挂著银坠,右臂纹著祼体美女,但他却很热情。他把我带到洗碗池边,比划著把如何操作洗碗机,洗好的碗放在什么地方告诉我,直到我弄懂。

却说我在这家餐馆打工的第二天是周末,那晚的碗碟特别多,原来供我堆放的那张桌子堆满了,我顺手将洗好的盘子放在身后的一块大铁板上。不一会,一位矮个子西人厨师,手托牛排,冲着我哇哇直嚷,我愣在一旁不知所措,这时一位北京留学生奔过来帮忙清理了铁板,他说这块铁板是厨师用来烤牛排的,你耽误了他的工作,当晚下班时,领好工资,工头就叫我第二天不用来上班了,为此我丢了工作。

收工后我在环形码头流连,心中无限惆怅,望著天上的明月,想到今天正好是中秋,骤然乡愁涌心,一屁股坐在码头旁的地标圆盘上,两行热泪,油然淌下,继而嚎啕大哭…… 出现本文开头的一幕……

为了回忆“那年中秋的眼泪”,拖出当年的回忆,时过境迁,百味杂陈,述说至此,暂作刹住,因为再说下去,怕说漏嘴,要涉及“那场风暴”的事了,为不给自己回国添麻烦,只好尽在不言中,望诸君谅解,老夫作揖了!

 壬寅中秋夜于食薇斋北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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