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期的聊天室里评论说，涉案“上海小红楼”的女人们不值得同情，结果引起很多“女权主义”者的强烈反弹。其实，探讨中国社会现象，绝不能避开政治，更不能忘却社会的演变过程。简单地说，建立高级色情红楼是政治需要，红楼倒塌同样也是政治需要。
记得2000年元旦，我举家回沪探亲，期间与老同学们在一家富丽堂皇的酒店聚餐，因为我来自海外，同学专门关照“不谈政治”。在酒过三巡之后，富起来的同学开始高调赞美政府领导有方，让上海环境日新月异，我当时淡淡地说了句“上海的兴旺靠的是女人防线的彻底崩溃”，用当代中国流行语来说就是“失防”，结果同学们用奇异的眼光看著我，称我“澳戆”，批评我生活在澳洲还依然如此保守。
中共治下的中国，所谓民间的声音绝大多数都是在迎合中央精神，而不是舆论主导者，任何席卷全国的事情，不论好坏，都离不开背后的政治原因。
或许是上海人口太密集，居住条件太差，没有什么私人空间，因此上海人显得特别的保守。但政治动向一旦发生变化时，信息灵通、精明能干的上海人绝对不会闲著。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为了全面掌权，以改革开放为诱导，释放出一点自由的空间，于是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并诞生了一批像魏京生那样的民主运动先驱。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了崇拜“西方自由”的潮流，上海民间开始流行夜生活与“性解放”，类似像“熄灯舞会”、“贴面舞会”比比皆是，以致发展到“集体淫乱”。
邓小平的权利稳固后，为了捍卫“社会稳定”，不但把民主思想的萌芽消灭在摇篮里，还发起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打”运动，重判了许多流氓罪，有的甚至被处死。其中上海媒体记者胡晓阳一案震惊了全国，其父亲是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胡立教，胡晓阳因生活淫荡，玷污了很多妇女，包括当年几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1985年遭逮捕入狱，第二年被枪决。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强迫，但男人是主宰者，堕落的女人是一个庞大的受害群体。
在江泽民成为了党的总书记之后，为了让社会快速淡忘六四屠杀惨案，江泽民在邓小平的授意下加速“改革开放”，并以“闷声发大财”的思想鼓动社会“一切向钱看”，于是，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成风，色情交易泛滥、社会道德沦丧等等，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程度。靠睡掌控男人的“女精英”们不再是受害者，而是社会经济飞跃的主导力量。当年赖昌星远华走私案因冒犯到了江泽民的利益分配才被整肃，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经济大案”，而其中以性服务征服领导官员的“红楼”仅仅像花絮一样供百姓开开眼界。
胡锦涛执政后，虽然宣扬“以人为本”的“八耻八荣”，试图阻挡社会更一步堕落，却无力触碰江泽民的稳固官僚势力，只能把打贪扫黄运动停留在民间那一层面，并使得色情领域越来越突出其上流化，成为了VIP们的生活方式，是各商业合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成功催化剂，也获得了各地方司法部门的保护与关照。
直到习近平当政，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屹立世界，而无官不贪无官不色的现实社会也成就了习近平打击政敌异己、进行权力洗牌的最佳土壤，也使习近平有了“披荆斩棘”踏上皇帝梦的机会。
每当习近平成功挖出一个腰缠数亿、女人过百的恶瘤时，舆论总会发出莫名其妙的惊叹，弄得生在此山中，却不识此山真面目似的。要知道，这样的贪官想挖多少就有多少，仅取决于习近平打算干掉谁。
魔都上海是江泽民曾庆红势力的老巢，也是习近平时刻关注的堡垒。小红楼被捣毁应该不在中央预设的计划之内，而是小红楼主人赵富强的女人反水所致，以致中央巡回小组不得不进行秘审秘判。
上海是一个信息管理超级先进发达的城市，赵富强一边掌控上海大型法制电视栏目《平安上海》，一边精心营建提供色情服务赚取巨大财富的“上海小红楼”，仅依靠杨浦区区政府各级官员的庇护怎么行得通？没有强大的背后力量作支撑，区区裁缝赵富强绝无瞒天过海的能力。
“上海小红楼”的罪行被舆论压制了一年才开始曝光，可以看出习近平向江派势力发出的信号，独裁政权下的政治博弈永远都是妥协和被妥协之间的交易，手段就是制造舆论效应，民间的声音是中共当局刻意安排的“正能量”，这一点，习近平势力与江泽民势力都很懂，只有吃瓜群众被骗的团团转，因为结局永远不可能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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