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学期刊是否充当了北京有用的白痴？

数月前，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假设是一个很禁忌的话题。但是情形突然变了，这是为什么？法国‘世界报’记者Stéphane Foucart在“新冠病毒与对北京有用的白痴”一文里把矛头指向了欧美一些著名的科学期刊。

作者说，几周来话风逆转的情形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有关新冠病毒出自实验室事故的说法曾经在公共舆论空间几乎消失，现在强有力地卷土重来，添加了一种直至目前从未有过的合法性。以至于似乎让某些人错误地以为已经有了定论：新冠病毒很不幸就是出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场事故。 

一年来，有关新冠病毒是动物自然传播的假设几乎被肯定并且形成科学共识，现在重新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假设，尽管坚持自然界传播这样看法的人还是很多，但他们也需要拿出科学论据来支持自己的假设。 

文章质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今天同一年前一样尚不存在新冠病毒乃实验室泄漏所致的确凿证据，但引发舆论转向的是一篇18名科学家联署的只有两页纸的发表于5月13日美国‘科学’杂志的文章，文章主要说的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所有涉及自然传播和实验室泄露的假设，直至我们掌握足够的证据为止。 

需要问的是，为什么要等到18个月以后才会发表科学家的这样一篇声明？这一事件同时也凸显了著名科学刊物的权力，诸如‘自然’‘科学’‘柳叶刀’等等。它们框定或者限定或者认定某些问题可以丰富社会上的科学讨论，它们决定提出某些问题，同时对另外一些问题关上讨论的大门。 

事实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记者Ian Birrell在网络杂志领英(UnHerd) 发出这样的诘问：那些著名科学刊物是否曾经充当了北京的“有用的白痴”？这位独立报前副主编指出，那些著名科学刊物为病毒自然传播 一派留下了讲述故事的巨大页面，即使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掌握了坚实可信的证据。 

在数个月时间里，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相信科学讨论是开放的，但是有关实验室泄漏的假设却被系统性摒弃，一直到‘科学’期刊5月13日接纳了他们的观点。

不对称的情形有时非常严重，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了27名科学家的一封短信：“坚决谴责关于新冠病毒并非来自自然界的阴谋论”，排除新冠病毒可能源于实验室泄毒事故。从此，有关病毒是否源自实验室事故的讨论成为禁区。在‘柳叶刀’庇护下，这几行字的短信产生了一种错误导向，一切都有了定论，但另外的科学家指出，这份声明的表述是错误的。因为这像是在告诉科学界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不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而这与科研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可以肯定，著名科学刊物出版人并未沆瀣一气堵塞科学辩论，他们仅仅只是受到偏见的影响。2013年，研究科学史的哈佛大学教授Naomi Oreskes，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Keynyn Brysse等人在一份有关气候问题的研究中写道：科学理性的基本价值导致对戏剧性结果的非有意识偏见，戏剧性结果这里指的应是可以扰乱经济、政治或社会平衡的结果。实验室事故当然比自然传播更富有戏剧性。 

问题不止是这些，根据披露的材料，‘柳叶刀’2020年2月发表的那份短信并非由第一作者撰写，声明的主要执笔人与中国存在利益关联，并且在署名时为了避免第一作者嫌疑，把自己的名字排在第四位，现在证明，这一声明的第一作者就是这位与中国有利益关联的专家。根据非政府组织“美国知情权”（USRTK）依据美国信息管理法获得的电子邮件证明，声明的真正起草人也就是第一作者是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总裁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但他的名字却排列在一串作者名单之后。达萨克领导的健康联盟同时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蝙蝠病毒研究的资助机构。 

达萨克在有关是否存在利益关连的声明部分没有提及存在任何利益牵扯，这一声明显然是有问题的，至少达萨克作为发起人和撰稿人存在利益关联。世界报和多家媒体强调这种做法有违伦理，但‘柳叶刀’一直没有予以澄清。 

这还不是全部，美联社披露的一封中国政府的文件指出，中国所有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在公开之前必须经过政治审查，文件还补充，所有有违这一从2020年2月起执行的新规定的做法将被“严厉惩罚”。 

世界报的文章认为，在发表研究成果之前，科学期刊必须要求科学家声明其研究是否受到各种形式的外在介入。一些提供资金的机构或者企业是否参与制定了研究框架？他们是否阅读或者修改了初稿？他们是否对发表某些研究成果起到决定作用？因为没有对出自中国实验室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提出这些问题，科学出版人形同协助中国政权常态化(正常化)，这就又回到Ian Birrell前面提出的那一并不令人舒服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