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关于海外版

这个话题，我在四月中旬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过一些，但是那个采访很快被删。读到的人虽然不少，毕竟篇幅有限，我回覆记者的内容，也没那么详细。所以，我在此将继续陈述。

海外出版我的日记，居然会变成一个群体声讨的事件，这让我深感意外。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早已屡见不鲜。国家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一直鼓励大家将作品拿到海外出版，不少出版社甚至因为承担了相关项目，还能获得些许补贴。所以，我想都没有想过，在海外出版自己的书，会涉及到所谓“卖国”。

针对这次海外出版《武汉日记》，我被骂是“卖国贼”，是“汉奸”，是为了出名或是为了赚钱而“出卖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是“递刀子”，是给西方人起诉中国提供了“证据”。还有说，我就是为美方“约稿”而写，否则不可能以“光速”的速度出版。又有说出版这本日记的出版社与中情局有如何如何之关系，诸如之类。指责和叫骂声，一时间有如海啸。

我听到自己被如此指责时，最初的奇怪感，就像我先前听说有几千万人等着看我日记的奇怪感是一样的，完全不明白为何如此，而且从直觉判断这样的事来得不正常。连续好多天，看到那些慷慨陈词的公众号以及各种口号、视频，叫骂等等，我就好像在看一部多维的连续剧，而且还是幻想类。

而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

在我纪录疫情大约到二月中旬时，已经引起一些出版人的注意。于是不时有人来问是否可以出版。我当时心情不好，也没有出书的想法，所以基本上都回绝了。最早问我的是译林出版社，因为我的新长篇《是无等等》将在该社出版。所以我说，如果届时考虑出版的话，我肯定给你。其实也没别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是最早提出的。

而翻译我日记的白睿文先生，当时正在翻译我的一部小说。他是着名的汉学家，曾经翻译过王安忆、余华、叶兆言等作家的作品。他有微博，我们也互相有关注。我估计他是在微博上看到了我的疫情纪录，所以有一天，他通过微信给我留言，提出能不能先翻译这个纪录。回翻日期，我查到他征求我意见时是2月17日。我因无意出书，所以当时也没有同意，白睿文先生也表示理解。这些微信纪录我曾给财经记者验证过。

及至2月下旬，前来询问的出版社更多，也有国外出版人在询问。此时武汉的疫情已得到极大缓解，我的心情也随之改变。我在同意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同时，也回覆了白睿文先生。由于这是在国内各大新媒体上发表过的文字，对于结集出版，我觉得很自然，何况国内的出版社也在做出版的准备。白睿文先生于是开始联系出版社和代理人。白先生自己在大学教书，精力有限，最后确定把这事交给代理人。我亦图省事，三月初，便把除中文以外的全球版权，全都委托给了代理人。

而那时，我这边的纪录也并没有结束，白睿文先生在与代理人签了协议后，即开始翻译。也就是说，我这边每天写，他也每天翻译我前面所写的内容。因为不是文学作品，所用的几乎都是大白话，所以翻译起来也应该比较简单。代理人认为这样的书有时效性，出版得越快越好。所以，白睿文先生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

最让人难以想像的是，白先生在翻译我作品期间，美国的疫情开始严重起来。他自己亦受困在家，如我一样在经历封城。翻译过程中，他几乎有了与我完全相同的感受。

我的稿子到四月中旬才交出，当时的翻译也没有完成。书名为《武汉日记》，副标题是“武汉封城60天”。最初我提交的书名是《武汉封城日记》，副标题是日期，从某天到某天。但翻译和出版社编辑商量觉得这个标题太长了，促销起来不上口，建议改短一点，而读起来最顺的是《武汉日记》。他们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了。

比较意外的是，武汉解封那天，国外开始预售。这个时间点的重合，纯粹偶然。而预售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我不曾有过的经验，因为国内基本没有预售这一环节。所以，对突如其来的“阴谋论”和“美国约稿”一说，我自己也有些懵。心想，是谁约稿，我第一天就写得清清楚楚，这些人看都不看一眼，怎么可以这样胡扯？

英文版封面的设计以及副标题的改变，我当时并不知道，翻译也没有留意到小字。而德国方面，从封面到简介，事先都没与我们沟通。预售宣传出来后，翻译发现了问题，立即与代理人交涉，并且从此定下规则：封面和简介必须征得我的同意。其实很快两个封面以及德国版的简介都进行了修正。这样的事，出错即改，改了就好。就我所知，几位翻译我日记的汉学家，都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学者。

正式出版时间，美国方面的原先预定是八月，其他国家有些是定在六月，这个时间还都在调整。其实，用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安排出版，以国内出版社来看，完全能做出来。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的时代，排版和印刷技术非常之高，只要觉得某一本书需要抢时间，一两个月出本书几无难度，有的几天就能出版。

至于版税，当时无论在与国内或是国外谈版税时，我都与对方说好，我的所有版税都会捐出来。而且考虑到版税数额不会很大，我的大体设想是定向捐赠给去世的医护人员遗属，我希望失去亲人的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能好一点。翻译和代理人都表示，他们也想捐一些，希望自己能为武汉人民做点什么。这些亦都有当时的微信纪录。捐款一事，我的几个同事也都清楚，因为我跟他们说过，要请他们届时帮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