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文化厅取消了剧团退休人员的编制和银行账户，取消编制的意思就是取消了公务员的身份和待遇，退休后的养老金较低，而且除养老金之外也不再有公务员享有的其他福利。
江西政府门外聚集了很多抗议的退休人员，有的人手中拿着写有红色字的白纸，上面写着剧团的名称，包括京剧团、杂技团、话剧团和木偶剧团。示威者默默站着或坐着表达抗议，现场没有人发生冲突，但是中共当局派出了执法人员，同时播放广播警告示威人群尽快解散，否则将对其执法，并可能抓捕示威者。
疫情三年经济下滑，财政支出加大，缩编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地方政府没钱了。江西政府停发公务员养老金、缩减编制的举措，凸显了地方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的严重性，而财政危机的爆发预示着中国整体经济面临的挑战。
中国大部分省份目前都是债务累累，财政收入处于负增长状态。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全国地方债务余额为35万亿元人民币，约为4.91万亿美元；截至2021年底，中央政府内债和外债的余额累计为23.3万亿，约3.27万亿美元，所以全国的显性债务余额为58.3万亿元，约为8.18万亿美元。
这里解释一下，债务余额等于总负债减去已偿付部分。中国地方政府借新债还旧债，是种帐面上的数字游戏。这些数字还只是明面债务，不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贷的隐性债务。如果包括隐性债务，远高于此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中国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黑洞”，它被用来填补地方政府的收入与开支的缺口。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智库荣鼎公司研究了205个中国城市和2892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据后发现，2022年，半数城市的政府偿债成本超过财政总收入的10%或更多，反映地方政府面临偿债困难。对比之下，2021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城市面临此困难。
研究人员认为，偿债义务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如此之高，显然已经跨入难以管控债务偿还的门槛。
投资银行高盛估计，包括政府官方借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政策性银行持有的债务在内，中国地方债总额约为23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26％。
据大陆媒体统计，截至2022年末，中国各省债务率皆是上升状态，其中又以黑龙江、新疆、天津、贵州债务率上升最为明显，均超过400%，负债率越滚越大，导致地方政府无力偿还。
我们之前视频提到过能以人民币数万元的价格购置一套房子的黑龙江省鹤岗，在1年多前成为中国首个财政重整地级市时，其负债高达其财政收入的2倍多。
当地人深刻感受到财政紧缩的冲击，寒冬暖气不足、计程车收到更多交通罚单、公立教师担心被裁员、环卫工人被拖欠2个月工资。
鹤岗只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中国目前财政自给率低于50%的有7个城市，除黑龙江哈尔滨之外，还有青海西宁40.52%、吉林长春40.62%、四川重庆42.81%、广西南宁45.4%、宁夏银川45.45%和内蒙古呼和浩特49.82%。中国35个大城市中，只有浙江杭州财政自给率超过100%。
而财政收支缺口超过千亿元的城市有6个，分别是四川重庆2,799亿元（约402.7亿美元）、北京1,292亿元（约185.9亿美元）、天津1,228亿元（约176.7亿美元）、广州1,192亿元（约171.5亿美元）、湖北武汉1,177亿元（约169.3亿美元），以及上海1,056亿元（约151.9亿美元）。
4月11日，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网站发文称，近期，该研究中心财税金融研究处先后赴贵阳贵安、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发现债务问题已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重大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受制于“财力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接下来将向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争取“智力支持”，为化解贵州地方债务提出可行建议。此举等同向国务院总理李强喊话，期盼获得中央支持、提供金援。
据贵州省财政厅统计资料，截至2022年底，贵州省债务余额近1.25万亿元人民币，约13.57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隐性债务。
中国地方债务危机现骨牌效应，继贵州省公开向中共中央政府求援后，云南多个县市也相继发声“喊穷”。
Wind数据显示，2022年云南永平县负债率45.59%，债务率991.01%，财政自给率15.66%。据云南省2022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永平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4.40亿元，约4.83亿美元，其中一般债余额6.20亿元，约为8700万美元，专项债余额28.20亿元，约3.96亿美元。
最近，云南省昆明市两家城市投资公司债务会议纪要泄露，居然暴露出来昆明之前发行的地方专项债，基本上都被挪用去还债了；不仅如此，昆明政府还在考虑要挪用民众的社保基金和公积金去还债；并且，云南政府的几大城投平台公司，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可见政府的财务状况有多么惊人。
湖北省武汉市同样坠入了债务陷阱，近日，武汉市财政局居然破天荒登报，要求259家企业和单位偿还截至2018年年末尚未偿还的欠款。这种做法让许多观察家颇感意外。
在259家企业和单位中，欠款最低者只欠一万多元人民币（约合1447美元），而欠款最多者为武汉东风轻型汽车公司，欠款本金高达2354万元人民币（约合341万美元）。这些企业和单位合计欠款总额达到三亿元人民币（约合4342万美元）。
特别令人意外的是，除了企业欠债外，武汉财政局辖下的多个区财政局居然也成榜上有名的“老赖”，其中包括武汉市汉南区财政局等五个区财政局单位。其中欠款最多的是江夏区财政局，欠款总额为1252万元人民币（约合181万美元）。
除此之外，中国东北三省的地方政府负债率高，且人口减少，经济发展面临困境。2022年的信息显示，2022年末，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1.9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7168亿元、7291亿元，排在全国第14、24、25名。
由于东北三省GDP规模有限，所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方政府负债率分别达到37.9%、54.8%、45.9%，在全国排名靠前，分别拍第12、第3、第7位。
吉林、黑龙江财政高度依赖中央补助，辽宁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与收到的中央补助基本抵消。
美国智库MacroPolo中国经济专家Houze Song说，许多城市将在几年后变得像黑龙江鹤岗一样，中央政府或许可以透过要求银行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展期，借此在短期内保持稳定。若不提供展期，现实是将近70%的地方政府将无法按时偿债。
过去3年的“清零政策”掏空了地方财政，中国地方政府年度预算报告显示，中国各省份2022年仅在疫情防控方面，就至少花费了3520亿元人民币，约合506.9亿美元。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但近几年中共当局遏制房地产发展，资产价格不涨反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等因素，导致税收和土地销售收入减少，都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一些城市的偿债成本，如甘肃兰州和广西桂林，超过了当地去年的财政总收入。
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削减开支，或从促进增长的项目中挪用资金，以继续偿还债务。
目前，停车场或停车位特许经营权正成为中国中西部地方政府热卖“产品”。经济观察报近日引述数据报道，去年1至5月，总计11个地方政府主体出让停车位经营权，而今年1至5月，这个数字接近40个。
招标停车位特许经营权的地方政府主要集中在贵州、云南、陕西、湖南、甘肃、四川以及河北等中西部地区，以县区级为主。
从事政府投融资人士指出，地方政府若不转让停车位经营权，只能逐年收停车费，转让之后，即可一次性收取25或30年的经营收入。
据透露，现在很多地方正面临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压力，急需盘活存量资产，减缓财政压力，而停车位资产较易获得，也较易转让。
除了转让停车位经营权之外，中国高校也纷纷调涨学费，有些学校被迫二十年来首次调涨学费，还有些学校的学费调涨幅度甚至超过50%。
中国绝大多数大专院校都是公办，而经费也一直都是以从中央到地方相关各级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学费收入为辅。但是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无力出资支持高校办学。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上海的华东理工大学，将即将入学的理工体科类新生一学年学费调涨54%，达到7700元人民币（约合1082美元），而即将入学的文科新生一年学费则调涨30%。
在中国人口密度相当大的西南四川省和东北的吉林省，不同院校的不同科系也调涨了学费。四川省高校调涨学费的幅度最高为41%。
报道称，很多中国地方政府目前连支付债务利息的能力都没有，给高校的经费支持自然也要缩减。高校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不得不上调学费，增加收入。
时事评论人士杰森博士在其Youtube节目《杰森视角》中表示，中共通过所谓“转移支付”均衡各地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将富裕省份的收支结余“转移支付”到入不敷出的贫困省份，从而形成中国大部分地区对中共中央财政上的依赖和依附。
杰森表示，维持这种动态平衡的前提是每年要有入大于出的盈余省份。而在过去两年，这个动态平衡状态已经崩溃。全国31个省级地区的债务全面进入不可逆转的深度恶化，而中共却没有办法帮助解决这些地方财政的问题。
杰森指出，中共中央不得不在地方债务问题上彻底“躺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央真的是没钱了；另一个是中央知道，目前这样的地方债务危机遍地都是，一旦在一个地方开了先例，全国各地都会立刻效仿，用爆雷来威胁中央进行财政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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