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枭雄王亚樵

暗杀警霸徐国梁兼说丰林路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上海。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近大世界附近的一家温泉浴室，Boy打开浴室大门，一位腰挎手枪，身着警服的胖子，指钳雪茄，步履傲慢地从玻璃门里出来。两位保镖正要上前护卫，突然路边冲出一个穿黑色短打的汉子，上前连射几枪，顿时胖子倒地咽气，没等保镖转过神来，黑衣汉子已经消失在人群中……

胖子叫徐国梁，天津人，毕业于北洋警务学校，一九一三年调任上海后，靠着军阀齐燮元的势力，手下有七千余名武装警察。他勾结黑社会，贪赃枉法，公然贩毒，还屡次镇压工人和市民的罢工罢市运动，凶狠异常。

江苏督军齐燮元利用徐国梁的警力独揽上海，引起了浙江督军卢永祥的不满，为了争夺地盘，卢永祥巧立名目，在上海成立一个叫“上海扩军署”的军事机构，派妹婿何丰林主持，驻兵上海。

提起何丰林，不能不说上海的“枫林路”和“枫林桥”。

何丰林到上海后，和当下的权势者一样，霸占农田，强拆民房，在肇家滨南岸修建了一座“护军使公署”，将大门前的马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丰林路”，将路北端的一座小桥，取名“丰林桥”。

大陆易帜后，“丰林路”改名为“枫林路”，“丰林桥”改名为“枫林桥”。当年黄金荣在共舞台为露春兰捧场，因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喝倒彩砸场子，被黄金荣的手下扇耳光，何丰林出动军队，将黄金荣五花大绑，就关押在丰林路的“护军使公署”内。

还有一件关于“丰林路”的大事不能不提。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4.12事件”前夕，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受国民党指使，派手下四大金刚—高鑫宝、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暗杀屡次策划工人罢工闹市的“上海总工会主席”共产党人汪寿华。

这事先由杜月笙发请帖，派万墨林诱骗汪寿华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赴宴。

汪寿华一踏进杜公馆，就被杜月笙门下的马祥生和谢葆生按住。

杜月笙在楼上喊：“不要做在家里，否则，以后就没有人敢上门了！”

“四大金刚”心领神会，高鑫宝立即发动汽车，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三人将汪寿华押进车去。在车内，芮庆荣和叶焯山联手掐死了汪寿华，然后到丰林桥附近，找了块荒地，掘个坑把他埋了。

据逃到香港后的顾嘉棠回忆：“就在封穴的一霎那，漆黑的东方天际，突然亮起一道白光，像闪电，时间却又久了些，像大量的火药爆炸，偏是听不见任何声响。”星宿归天，必有异像，他们杀害的，毕竟是共产党的头目—洪太尉瓶子里放出来的天罡地煞。

报应果然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军占领上海。

幸亏杀害汪寿华的芮庆荣和高鑫宝已经逝世，杜月笙、顾嘉棠、万墨林等侥幸逃往香港，而叶焯山和马祥生则没有走成，当然死罪，公审那天，被押到埋葬汪寿华的现场。

叶焯山和马祥生被五花大绑，押到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台下的到会者人山人海，口号震天。当审判者喝问：“反革命凶手马祥生、叶焯山，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夜里，杀害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烈士，有没有你们的份？”

马祥生因为没有参与直接行凶，心存侥幸，吞吞吐吐，企图辩白，在一旁的叶焯山，知道在劫难逃，回头对马祥生大声说：“好啦，祥生哥，大丈夫说死就死，多说废话有啥用！”

口号声中，两人被拖到汪寿华的埋葬处，当众击毙。

却说笔者和连环画家范生福兄是好友，与他的尊人范家伯伯也稔熟。范家伯伯是旧上海闻人闻兰亭的学生。他和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均有来往。一九四八年底，延安派周恩来的堂弟周恩沾潜伏上海，受地下党所托，范家伯伯将周恩沾介绍给杜月笙，请杜月笙安排个职位作掩护，杜月笙帮忙在祥生汽车公司给他谋了份闲职。

一九四九年初，上海易帜前夕，杜月笙托范家伯伯约周恩沾吃饭，席间杜对周说：“我杜某人是江湖中人，国共两党都是朋友，你哥嫂进城后，请你美言几句，多介绍我杜某人的为人，我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业务交给你。”

范家伯伯说：“共产党进上海后，周恩沾确实向邓颖超提及此事，但邓颖超一口回绝说：“杜月笙杀害汪寿华，这笔帐是一定要算的，交易所的事你别插手！”

有野史说，汪寿华和周恩来是拜把子兄弟，都是青帮中人，关系很铁，所以中共取得政权后，周恩来不忘旧义，给汪寿华的评价很高，数年前我在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还看到他的一尊青铜塑像，不知如今还在否？

关于枫林路的补述，就到此结束，至于杜月笙暗杀汪寿华的是非对错，国共两党，说法各异，不在本文论述。

几件连续的暗杀事件

上文提到暗杀上海警霸徐国梁，说了一半，没有交代后文，突然又说“丰林路”的过往，似乎是疏忽，其实这是笔者故意所为，卖个关子，容待后文一同补说。

却说一九二八年六月，南京城奥热异常，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刚送走省长陈调元，回到客厅，突然几个自称下属的客人，拿着“建设安徽水利图案”的图纸，请他审批。张秋白刚展开图纸，其中一位掏出手枪，对准他后脑壳扣动扳机，张秋白应声倒地，客人捡起图纸逃之夭夭……

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刚登上招商局大楼的台阶，准备去上班，突然两个叫卖水果的小贩从背后冲来，对准他连射机枪，他惨叫一声，随即倒下……

一九三一年四月的一天，蒋介石在庐山教堂做完礼拜，坐着滑竿，一路沿坡而下，刚到住处，突然传来几声枪响，一颗子弹在他耳边擦过，卫兵赶紧出动，只见一名游客中弹，横躺路边，查无下落……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四号，宋子文和秘书唐腴胪，带着护卫，乘火车从南京往上海。两人刚出车站，背后突然枪响，宋子文警觉到有人行刺，立即甩掉头上的白色硬壳帽，就地翻滚，混入人群。护卫随即反击，一阵混战，硝烟散去后，发现秘书唐腴胪，已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

一九三二年初，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力抵抗，军民死伤枕藉，但因当时中华民国国力孱弱，只得求助国联，在国联的斡旋下，忍辱接受日方的五项停战协定。日本人在这次挑衅中沾了便宜，踌躇满志的日军侵华大将白川，于四月九日，拟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大会。

庆祝大会开始，白川大将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以及二十几名要员走上舞台，在热烈的掌声中，白川大将满脸喜色，刚要发言，突然一个韩国勇士冲进人群，扔出一颗炸雷，一声巨响，腥风血雨，十几名日本要人和白川大将均倒在血泊中，血肉模糊，重光葵被炸掉一条大腿……那位勇士也当场被捕。这位勇士是韩国人，名尹凤吉，详情留待后文补述。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湘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开幕。会后行政院长汪精卫安排大家合影，参加者有：阎锡山、张学良、张继，连坐轮椅的张静江也来了，蒋介石因发觉场面混乱，没有参加。

合影完毕，汪精卫和众人招手欢笑，忽然从旁边的树丛中冲出一位记者模样的人，朝汪精卫连连射击，汪氏中弹倒地，呻吟不止……

幕后的元凶王亚樵

一连串的暗杀事件，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经过各方情报回笼，认定了参与一系列暗杀事件的幕后元凶—王亚樵。

王亚樵，别字九光，安徽合肥人，一九一三年前后在上海做苦力，由于他爱打抱不平，和非凡的人格魅力，身边纠集了一批安徽籍的劳工。

在一次码头工人和资本家的冲突中，王亚樵蹲点铁铺，连夜赶制了一百多把斧头，用武力威逼资本家让步。就此他成了“斧头帮”的帮主，许多码头工人和黄包车夫，成了斧头帮的会员。在王亚樵的的调遣下，斧头帮的兄弟们都不惜为他生死，任他调遣。

抗战时期，王亚樵又联络抗日志士，组建“铁血铲奸团”，如上文交待的上海虹口公园的爆炸事件，即是一例，就此在民间得了一个“远东第一杀手”的称号，日本的报纸，干脆称他为“支那魔鬼”。

王亚樵声誉日隆，他和戴笠和各派政治势力以及黑社会，都攀上了很深的关系。

说实在，王亚樵和戴笠都是二十世纪的两条好汉。戴笠早年流浪在上海，王亚樵已经名声遐迩，戴笠十分仰慕他的名望，王亚樵也欣赏戴笠的才干，两人有八拜之交。戴笠出任军统头子后，曾向蒋介石推荐，但蒋介石批示：“这种人不可用！”就此戴笠疏远王亚樵。王亚樵也致书，谴责戴笠：“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两人的手足之情就此中止。

据与王亚樵有世交关系的关德辛先生撰文回忆：

王亚樵某次和先父聊天，我恰好随侍身旁。先父劝他不要再干，因为太危险了，最后会惹祸上身。王听后哈哈大笑，说道：芸农大哥，你的话固然有道理，你要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农家子弟，既无从政的经历，亦无做生意的经验和本钱。我认为当前的政局是虎狼相争，帮虎打狼，帮狼打虎，都是为民除害……什么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我都不信，都是骗人的，我信的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才能使天下太平……王亚樵滔滔不绝的健谈，使先父无法插嘴。我还清楚记得，那天王亚樵的兴致特别好，他转过头来叫我；“德辛，把你父亲的笔墨信纸拿给我。”……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王亚樵写字。他写的是魏碑体，挺拔不俗，他写了一首七绝诗：“新鬼啾啾旧鬼号，听来不觉泪淘淘，待我十万横磨剑，雪耻平冤为尔曹。”

王亚樵是一个有血气的好汉，江湖上的草莽英雄，近代史上的荆轲和聂政。可惜蒋介石没有把他收罗门下，失一战将。

王亚樵虽没受过良好教育，但对事物的判断有过人之处。关德辛先生还在撰文中透露：

也许还有一件事，至今未有人知，淞沪停战，十九路军撤离，日本在虹口公园开庆祝大会，韩人尹凤吉用便当盒暗藏炸弹，丢上司令台，炸死白川大将，炸断重光葵的一条腿，这石破天惊的一击，也是王亚樵在幕后策划。他在案发后的第二天，来告诉先父，说在发生事件的前一天，他参加了尹凤吉的“死别”筵。席间气氛悲壮，很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众人送行荆轲的那一幕。他看到尹凤吉慷慨赴死前的悲壮情景，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王亚樵向先父预言：“韩国人心不死，复国一定成功！”时隔半世纪，这句话应验了……笔者摘阅至此，不禁黯然自问，中国的人心死了没有，还需要等五十年吗？

日本人在虹口公园开庆祝大会，只允许日本人和韩国人参加。王亚樵无奈，只好找大韩民国在上海流亡政府的头领安昌吉，由安昌吉安排尹凤吉勇士，由他完成这次壮举。

在上海马当路的普庆里，有一幢石库门房子，墙上挂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的牌子，当年王亚樵就是在这里和韩国勇士们密谋爆炸事件的，这里是韩国人的麦加，每天有许多韩国旅客来朝拜，二零一五年九月四日，韩国总统朴槿惠曾来过这里。

关于王亚樵的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香港和大陆都拍有电影，恕老夫不多赘言，看官要知就里，请去网上搜索。

枭雄之死

在暗杀汪精卫前，王亚樵等人先在南京组织一个叫“晨光通讯社”的新闻机构，派杀手孙凤鸣冒充记者，他把一支左轮小手枪藏在照相机内，计划开会时行刺蒋介石，不料那天蒋介石没有到会，孙凤鸣因急于求成，临时把刺杀目标对准了汪精卫。

汪精卫中弹后，孙凤鸣当即被在一旁的张学良和张继扭获。

关于抓获孙凤鸣的过程，有两种传说，上述是一种，另据台湾中外书局出版的《铁血精忠传》所记：“凶手孙凤鸣被汪的卫士当场击毙。”

事件发生后，汪派人一致指责，此次是蒋介石在背后操纵的。陈璧君拉住蒋介石，要他交待明白。蒋介石受了冤枉气。他严令戴笠，必须除掉王亚樵，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为自己洗个清白。

孙凤鸣是以“晨光通讯社”的身分出面采访的，于是戴笠亲自带人去“晨光通讯社”搜查，不料慢了一步，那里已是人去楼空，惟见火盆中余烬未灭，尚有一份没有烧尽的文件在冒烟，经分析是一份通讯密码。

火速破译通讯密码后，按图索骥，军统在上海新亚饭店、孟渊旅馆等处，抓获了王亚樵的党羽，其中有他的太太王宝珍。而王亚樵则用香头在脸上烫出麻瘢，化妆成一个麻脸的码头工人逃到了香港。

军统在香港抓住了王亚樵的党羽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等三人，王亚樵被逃脱了。

为了把这三位恐怖分子押回大陆，民国政府外交部向香港当局申请引渡，但因为王亚樵受李济深、陈铭枢等反蒋派的暗下资助，申请受到诸多阻碍—

为了引渡这三位恐怖分子，戴笠以首都警察厅和宪兵司令部的名义赴港，聘请英国大律师向香港法庭提出控诉，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将这三人引渡回大陆。可见国民政府还是遵守国际规则的，他们不偷鸡摸狗，搞秘密抓捕的丑事，也不搞“自己回国投案”的说谎把戏……

话分两头，先说王亚樵逃离香港后，见风声不对，在李济深的庇护下，带了一帮人，逃到了广西梧州李济深的老家，成了李济深的门客。

在此期间，王亚樵三次去南宁晋见李宗仁和白崇禧，游说他们出兵讨蒋，但此时李、白两人正在暗下谈与蒋介石合作之事，所以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反被冷淡。

在此进退两难的境况下，王亚樵觉得广西不宜久居，他和李济深商量，决定投靠中共，于是由李济深写了一封推荐信，附上自己的效忠信，连同二千元大洋，派亲信余亚农和张献庭，星夜奔赴延安。

回头说戴笠将在香港抓获的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三人押回南京，经过审察，发现余立奎的如夫人余婉君（也有资料称其小名“木兰”者），年轻风骚，曾和王亚樵有暧昧情史，且常收到王亚樵通过秘密渠道送来的金钱。戴笠设计，派年青英俊的特务陈亦川，租下余婉君隔壁的住房，与其做邻居，借故来往，施以恩惠，并常邀余婉君出入舞场。

一来二往，日久生情，陈亦川的美男计终获成效，他对余婉君说，戴笠答应，只要找到王亚樵，蒋总统绝不加害，并许以中将头衔，她丈夫余立奎也会获得嘉奖。余婉君毕竟是妇道，竟然轻信，充当了军统的内线。

余婉君潜入广西，找了所临时住宅，戴笠派五个杀手秘密布置周围。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余婉君约王亚樵来住所小酌。久别重逢，王亚樵不知有诈，不料才进门，就被闯入的特务一把石灰，撒迷双眼。王亚樵膂力过人，眼睛虽蒙，仍双拳生风，顽强搏斗，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身中五枪，连挨三刀，临死呼喊：“木兰，你出卖我！”其境其情，甚为悲壮。

余婉君在一旁见了，声嘶力竭哭喊：“来人啊，特务不守信，杀人啦！”一名特务冲上前，捂住余婉君的口，把她拖了出去。

特务杀死了王亚樵，剐去他的脸皮，制造假象，悄然逃离，在半路把余婉君也灭口杀了。

唉，一条轰轰烈烈的好汉，历经风云，最终倒在千古英雄难越的美人关前，叫人唏嘘……

在王亚樵被杀后的半个月，他派去延安联络的亲信余亚农和张献庭，带着“延安欢迎”的喜讯匆匆赶回，可惜晚了……

呜呼哀哉，一代枭雄命归黄泉，就此延安少了一名战士，伟光正少了一位将军。

死了，王亚樵死了，世上再也没有王亚樵，就此神州土地上的贪官，越发肆无忌惮，贪得无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