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院长在位9个月就遭罢免，关键原因有二，一是他通过了避免政府停摆的临时拨款法案；一是让政府债务上限到期日（X-date）延长到2024年大选后。两者都被指为是“共和党议长麦卡锡”和“民主党政府”协议所成。暂且不论法案内容对国政的实际影响，单就麦卡锡因此被同党人士提交罢免成功，背后即另有值得思辨的课题──什么是政治妥协。
在去年的罢免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麦卡锡立场，他所采取的政治路径，主要在表现一名政客的“谈判双赢协议能力”，而站在提出罢免他的同党议员立场，则是标举著“妥协是对自我原则的背叛”。今天之前，美国早有舆论特别针对政治妥协文化给予重新省视。
其中一个论点提到，政治上的妥协并非都是适宜的。例如1787年，美国南方与北方在美国制宪会议中，针对人口分配税收时，彼此达成协议将当时的奴隶计算成“五分之三的人”（不被视为完整的一个人），这项建立在种族歧视上的妥协，尽管促成了政治上的进展，以今天眼光来看，却十分令人作恶。因此，确实不是所有政治妥协都属于良性。
另一方面，假设要将“妥协是对自我原则的背叛”当成不可抵触的道理，回顾美国整体政治结构，却又无可否认它本身就是一个基于妥协的产物。包括为平衡各州代表权、人口，而有了参众两院制的设计。美国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亦然，过去在究竟是往工业国家发展还是农业国家发展上，也都找得到妥协的基因。
只是就趋势来说，今天美国政坛“不妥协立场”确实有明显盖过“政治是妥协艺术”的迹象。2018年皮耶研究中心一份报告便呈现了背后驱力。根据报告显示，“当下（2018年）有53%的美国选民，更倾向支持能坚持立场的政客”，前一年同一时期的调查结果则相反，那时有“58%的选民，表示自己更喜欢愿意妥协的政客”。就连长期倾向采取妥协政治的民主党，其支持者间也出现了喜好翻转，2017年有69%民主党选民青睐妥协型政客，到了2018年，持同样立场者只剩下46%。
从几个原因解释了这样的发展。一是政治竞争两极化，在这种气氛下，“妥协”很容易直接招致敌我不分的批评。二是新型态社群媒体愈显活耀，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成为对政客言行的某种检验，进而让想要稳固支持的政客，对自己意识形态的纯度遂变得非常敏感。
另外，当一名政客所标举的信念、想法，比他本身促成什么样的政治成就或变革，要更容易吸引选民注意时，政治上采取妥协的空间自然相形缩小。当然，原本愿意采妥协姿态的政客之所以也转趋强化既定立场，一个重要催化剂，就是当你的对手一个个把自己当成战士，关心的唯有胜利，且不再将妥协也视为迈向胜利的途径之一，以妥协换取政治进展就愈像是缘木求鱼。
如今，台湾政坛应该也不难看到美国这一政治文化演变的影子。新一届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即有些既视感。当游锡堃偕同蔡其昌前往仅8席区域立委的民众党党团拜会，为正副院长选举寻求支持，同时以个人身分发表“民众党版国会改革同意书”，所著眼的，正是在表现个人“谈判双赢协议能力”。至于柯建铭始终“坚壁清野”的发言，便符合了“妥协是对自我原则背叛”的诠释。美、台国会情境虽有不同，关于政治妥协的叙述，倒是同样都远比它字面上的意义还要复杂许多。前怀俄明州参议员辛普森（Alan Simpson）曾经这么说：“如果你无法学会在不与自己妥协的情况下在问题上妥协，那么你就不应该进入国会、经商或结婚。”这句话很拗口，却是美国历经200馀年民主政治发展的贴切心得。
相较于国民党立委间毫无悬念支持韩国瑜当院长，以及民众党绕了一大圈后转而自推黄珊珊参选，以现实论，一边是稳当选，一边是稳不当选，国民党只要不计韩国瑜形象，票就投得下去，黄珊珊大可再挂上一枚“虽败犹荣”勋章。唯有民进党陷入“奉送韩国瑜”还是勉为“屈就黄珊珊”的自我纠结。但后续或许将如本报“陈嘉宏专栏：立法院长没有那么重要”一文所示，“立法院长于整个政治进程其实没那么重要，且得失之间，祸福相倚。”
这一役，只有民进党有机会，并有必要，且真的去思考应答游锡堃和柯建铭背后那道“To be, or not to be.”级数的政治课题，于是才导致内部出现激烈的思辨，但那不才是让一个政党不至走向疲软衰弱的利基，就这点来说，“立法院长”果真就在其次了。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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