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薛耕莘谈往事

薛耕莘是当年上海法租界中叱咤风云的要人。他是个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英国人，从小在比利时受教育，和比利时首相廷德斯曼是同学，精通中、英、法三国语言，回国后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翻译，不久提升为最高职位的华人特级督察长。

上海解放前夕，香港警方邀请他去当警督，其时潘汉年也托人带来口信，说凭他多年对中共的帮助，要他留在了上海，另有重用，不料一九五一年，在镇反运动时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直到一九七五年才获释回沪。

    薛耕莘于二〇〇八年九月七日逝世，享年一百零四岁。

我和薛耕莘是忘年交，前些年回国，每次必去他岳阳路的寓所探望，听他摆谈当年法租界的故事。我最后一次看他，是二〇〇七年的夏天，那时他一百〇三岁，记忆和听觉尚和年轻人一样，反映敏捷。临别时，他将自己写的《上海滩冒险家乐园》一文的手稿，和一叠文字资料送给我，遗憾的是我至今尚未整理，以致我还欠他一份文债。

薛老曾经跟我讲过很多法租界黑白两道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杜月笙解决上海法商电力公司工人罢工的事。

    一九三零年，上海法租界总督费奥理因贪污和与黑社会勾结，被革职召回法国，换了一位叫法白森（也有译法布尔）的中校来做总督。

    法白森为官清廉，性格耿直，且有法国民族的傲慢，他接受上一任总督犯错的教训，一上任就打算放三把火，打击黑社会的威风，偏巧这时候杜月笙撞上了他的枪口。

    那天法伯森把薛耕莘召到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说：“昨晚青帮流氓头子杜月笙派人送往我公馆一桌金台面，被我拒绝了，他把我当作前任费奥理先生，这是公然对我的侮辱，眼下租界里乌烟瘴气，黑社会横行，鸦片毒品公然泛滥，我要严加整治，要先从杜月笙身上开刀！”

    薛耕莘听罢，解释道：“杜月笙碰不得，此人在上海滩呼风唤雨，能量极大，请总督先生三思而行……”薛耕莘告诉我，其实那时他私下收受了杜月笙五百元的月俸。

    法伯森哪里听得进，一味咆哮，薛耕莘自知劝不了，只得无语退下。

    果然，还没等法伯森发布整治条令，法租界的法商电车公司工人就闹事，发起了大罢工 。

    电车工人罢工，整个法租界就乱了套，老百姓叫苦连天，社会秩序一团糟，法方工董局几次找罢工领袖谈判，均不得要领，以失败告终。其实工人中有不少人，甚至个别工运领袖，都是青帮成员，杜月笙的门生，他们串通起来玩弄租界当局，法国人哪知就里。

    法伯森灰头土脸，只得找薛耕莘等几个华人要员商议。薛耕莘提议，此事只有请杜月笙出山才能摆平。法伯森多方打听，别人都这样认为，于是他只好服软，点头认同，但又碍于面子，不便自己出面邀请杜月笙，只得请求上海市政府出面斡旋。市政府派了要员陈景仪处理此事。陈景仪原是杜月笙的好友，两人话未出三句，杜月笙就抛出那句老话，“闲话一句——”

    原来法商电车公司工人罢工期间，杜月笙一直躲在幕后，帷幄运筹，一声不吭，眼看机会成熟，便出山做顺水人情。

    杜月笙送走了陈景仪，立即就打电话给法租界工董局法商人员一起开会讨论，会上杜月笙要求，把工人的工资从原来的八到十元，增加到二十元左右，几乎增加了一倍，这样高的增幅法商自然不同意，几经商量，最后法商同意加工资百分之七十五，但坚决拒发罢工期间的工资，原因是怕工人尝到罢工甜头，以后再度生事。

杜月笙早就知道工人们只需加薪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心理要求。于是谈判结束，自己暂不出面，委托陈景仪召集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商议，再一次试探工人们的心理要求，当确定为工人复工的条件是：（一），加薪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二），补发罢工期间的全部工资。

陈景仪摸清工人的要求后，把杜月请到现场。

    杜月笙一进门，就受到工人们的鼓掌欢迎。

    他清清喉，扫视一下会场说：“兄弟们，你们只要加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工资，要求太低了，我帮你们争取到了百分之七十五，通过商讨，法商董事会同意了！” 即时全场轰动，掌声更隆。

    当他说到法商不同意补发罢工期间工资时，场面气氛蓦然冷落，大家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杜月笙又问：“大家同意吗？”

    这时底下议论纷纷，有人说算了，有人在摇头，一位年轻工人站起来大声喊：“我不同意！”

    杜月笙微微一笑，冷静答道：“我已经答应法国人了，不能食言，你若不同意，你罢工期间的工资由我杜某人补贴，好吗！”

    年轻人摆摆手说：“杜先生的钱我不能要，我要法国人的钱！”

    杜月笙笑眯眯道：“好好，大家的损失由我杜某人贴，你的一份，我负责让法国人付给你！”

    这时全场又一阵掌声——

    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震惊中外的罢工运动，就这样在杜月笙的斡旋下，轻松地地解决了。

薛耕莘说完故事，又添了一句，杜月笙真会办事！

薛耕悻说法租界未沦陷前，极斯菲尔路76号敌伪机关，因拉拢他不成，曾对他施以恐吓，扬言要暗杀他，这事给戴笠知道后，军统派地下人员装扮成人力车夫或小贩，在他弄堂口值班。

薛耕莘还说，一九三四年某天，宋庆龄托人转告他，有位住巨鹿路的中共地下党员出事了，他的箱子里有一笔不菲的中共活动经费，要他保护。于是薛畊莘立即带人，抢先赶到，从床下的箱子夹层里搜出存折，暗下交还中共，为了此事，秦邦宪和李克农都请他吃饭，表示感谢。

他说他和李克农的私交很好，在逮捕他一事上，李克农曾向毛泽东请示，说薛畊莘对中共有功，能否不抓捕收监，毛泽东没同意，所以在抄家逮捕他时，公安人员正要搜走红木台上的金条钻戒，突然一位公安部的女士掏出李克农手令说：“人带走，财产不予充公，给家属留用……”他告诉我，收监期间，由于受到李克农的保护，没吃什么大苦头。

薛耕莘坐牢二十四年，出狱平反后，被聘请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享受局级待遇，原先充公的岳阳路别墅发还一间，供其居住，发妻已逝，和妻妹同居一室，其馀楼层仍有邻居占据。

在交谈中，他无不流露出享受局级待遇的荣耀，我说共产党的局级干部都分了新房，你这个统战的局级干部连自己的私房都没有完全发还，这叫什么局级待遇？老人听罢，一脸黯然。

他在回忆中多次谈到父亲死得早，母亲虽是英国人，但谆谆教育他你是中国人，要爱中国，他尽管服务的统治集团不同，他是爱国的。

我在网上录下一张当年他和程子卿（中共一大开会，闯进会场的包打听）、陆殿栋（民主人士史良的丈夫）的合影，装成镜框送他，他十分高兴。一次我在“凤凰卫视”上，看他向记者曹景行某出示此照，曹问他此照的来历，老人语无伦次说：“这个，这个……”我看了不由忍俊不禁。

薛耕莘坐牢二十四年，思想改造极为彻底，听他诉说历史往事时，无不站在共产党和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立场分明，诚恳忏悔。我听罢，由衷感叹佩我党对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成功，再一想，是的，大者能把皇帝溥仪改造成新人；中者能把得蒋介石恩惠的亲信倒戈骂蒋；小者能把无辜者坦认是杀人凶手……

我在腹思共产党如何改造人的伟大秘诀时，突然想起新逝的项德宝兄的一句话——

在一次聚餐会上，有某某吹嘘，在提篮桥坐牢期间如何英勇不屈，如《红岩》中的江姐。项德宝兄听罢，不由突然高声插嘴：“吹牛，坐共产党监狱，没有一个不交代的！”

项德宝兄坐过三年提篮桥冤狱，有深切体会，斯言可信。

        这是一篇多年前的旧文，这次更新电脑突然跳出，笔者略加修补，结尾引用项德宝兄的遗言，以资悼念，读来虽略生涩，但细细咀嚼，颇可玩味。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修改于食薇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