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关于“上海小红楼”的新闻窜上微博热搜，但很快被和谐了，一个去年被秘查秘判的性贿赂与性犯罪案件直到今天才被人拿出来示众炒作，其中含带著强烈的政治意图是可想而知的，激发舆论的愤怒无非就是为了加快某些大人物的倒楣。
讨论政治人物是红色禁区，于是网民把关注焦点集中在红楼女人的身上，为甚么那些遭受摧残虐待的女人们不但没有获得解放，还遭到重判？为甚么大上海会出现如此荒谬的事情？
案件更多细节：水太深！上海小红楼案被迅速降温 背后藏更大内幕
九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金钱高于一切的年代，人性都已经堕落到了极点，在魔都上海诞生“小红楼”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那些女人也不值得同情，唯一值得奇怪的是，为何这样的荒谬剧情能延续那么久。
在九十年代初期，外资挺进中国，中国的开放政策首先激发了上海年轻人发财致富的梦，那时上海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抵不上发达国家一个小时的收入，为了赶超世界、不负青春年华，上海人几乎共同默认了一个“娼”字。
于是，女大学生自愿成为外资商人的玩偶；一些父母托了关系也要将年轻貌美的女儿包养给台湾商人，那都是二年或三年合约式包养；走进新兴行业的售楼小姐几乎都自觉遵循潜规则，那就是最终与外商签单都是在宾馆的床上进行。那时的上海共识在于，只要是赚海外人的钱可以不惜一切，谈论洁身自好者可能会被视为异类。
那个年代，许多上海人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冲出国门，一些人来到澳洲，但绝大多数年轻人，包括年轻夫妇，都去了日本。人人心知肚明，留学只是幌子，快速赚钱才是王道。在澳洲行娼的上海人毕竟少数，但在日本通过出卖肉体积累财富的上海留学生就占非常高的比例，主要原因是两年的学生签证很难续签，为了两年后回沪时能光宗耀祖、财大气粗，除了在卧室工作，没有其他捷径。而更离谱的是，小夫妻俩共同在日本“创业”的，基本都是老公为老婆拉皮条招揽生意。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受广东福建模式的影响，以及从日本“留学”带回来的经验，上海的“下只角”（贫困落后地区）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很多色情场所—夫妇合办的发廊，日本经验在上海发扬光大，上海杨浦区许昌路一带就是色情旺角之一。
但到了2000年前后，上海的快速发展终于令上海女人脱离苦海，这样的色情场所被安徽江苏等地来的外乡人取代，也就开始了赵富强之流的发迹旅程。
2000年，赵富强从江苏到上海挖金，他从色情发廊起家，老婆亲自出征接客，凭借著赵富强的聪明才智，他将下三流的行业目标瞄准了上海主流社会，最后发展成为“上海小红楼”。
赵富强先后结婚离婚了六次，每一个漂亮老婆都是他忠实的合作者，都是从妓女做到老鸨，再成为“上海小红楼”的公关人员，她们用肉体摆平了杨浦区的政府官员、司法单位、派出所警察以及税务官，可以说，赵富强的成功离不开身边这些美女的全力以赴与忘我地贡献。
了解了这些背景再看赵富强案的一些荒谬细节就很容易理解了，赵富强与女人的离合与感情深浅没关系，只是利益所需。这些女人的个人意愿如何不重要，关键是这些女人的母亲乐见其成，都积极配合赵富强征服企图罢手的摇钱树—女儿。
赵富强希望将财产留给下一代，算是对那些给他赴汤蹈火的女人们有所交代，但他的女人都是有著接客无数的身体，他无法容忍这样的身体直接替他怀孕生孩子，于是通过采卵并借她人健康腹部生育就成为了一种理想方式。
如今，小红楼倒了，其荒谬剧情足以超过电影创作者的想像力，是因为今天的格局变了，人们忘记了当初。当代人最关切的是那些涉及强迫、暴力、囚禁等男人的罪行。如果细察不难发现，很多年轻美貌、涉世尚浅的女子都是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走进小红楼的，她们曾把这种工作视作荣耀，她们曾主宰著周围的男人。
三十年的突变，上海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人的文明与廉耻之心也开始恢复正常，但“上海小红楼”能维持到2020年才被捣毁，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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