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两头真与习近平彻头彻尾的虚伪

2023年7月13日，92岁高龄的退休中共高官阎明复在北京逝世。海外一些以自由民主为志业的人士纷纷借助社交媒体表示悼念，光传媒还为他举办了追思会。中国自由民主人士居然悼念中共高官，坊间有很多人对此表示费解和非议。

其实，中国自由民主人士有充分理由将一些中共体制内人士引为同道。我2009年出版《中共党内的自由主义：从陈独秀到李慎之》一书，曾系统疏理中共党内不绝如缕的自由民主力量，反思从中共第一任第一位总书记陈独秀到21世纪初的“胡赵余党”，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在晚年皈依自由主义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

媒体界学者杨继绳将这些在晚年回归或皈依自由主义的共产党人称为“两头真”人物，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这些“两头真”人物，经历人生三部曲：起初带着青涩真诚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和富强而投身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中共的胡作非为中随波逐流、丧失真诚、丧失自我，晚年大彻大悟、恢复真诚、甚至于回归或皈依自由主义。

这些共产党人在不同程度上回归或皈依自由主义，需要一系列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主要有三个。其一，他们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亲眼目睹中共所实施的阴谋诡计、所犯下的反人类罪、所进行的破坏、所造成灾难、所带来的倒退；其二，他们亲身经历中共专制政治、领袖独裁和连续不断的政治清洗，以及他们本人或亲朋好友遭受迫害、家破人亡的痛苦，对独裁领袖操控的绞肉机深恶痛绝；其三，他们有机会接触各种“异端思想”，包括被党斥为“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被党斥为“资产阶级思想” 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主观条件则是他们良知犹存、思考能力尚在，能够与变化的环境形成良性互动。

在当代中国涌现的中共“两头真”人物，有两个高光时刻和两次突破。一个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痛定思痛而实现政治和思想突破，积极投身“去极权化”和“思想解放”运动，揭露专制暴君毛泽东及中共的罪错、呼唤改革开放、倡导民主法制（法治），在中共党内形成包括中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内的温和派、开明派和改革派。另一个是在“八九民运”之中和六四屠城之后的政治和思想突破，勇敢地站到中国民众一边，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反对暴力镇压，倡导对话协商、倡导人权自由、倡导宪政法治。

阎明复只是“两头真”人物中的普通一员。阎明复一家两代人全部投身中共，却在文革中连同其父身陷囹圄、饱受迫害、父母双亡。他在文革后复出，官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对中国改革开放颇多贡献。在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中，阎明复挺身而出，作为中共改革派、特别是总书记赵紫阳的代表，殚精竭虑斡旋于中共最高层与抗议学生及知识界之间，谋求妥协未得其果而受整肃降职。

在六四屠城之后，阎明复所做的主要抗争是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借他全家所经历的苦难和不白之冤申诉中共的罪错。其他更为杰出的“两头真”人物在六四屠城之后站得更高、走得更远。被软禁的赵紫阳终生都不低头屈服，而且留下秘密录音展示他抛弃一党专政而拥抱议会民主的坚定立场。李锐、朱厚泽、鲍彤、李昌、李慎之、李普、胡绩伟、杜润生、任仲夷、许家屯、杜导正、谢韬、江平、郭道晖、何家栋、钟沛璋等一批德高望重或曾经位高权重的资深中共党人，或者笔耕不辍，有力抨击毛泽东及专制制度的罪恶、积极传播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或者奔走呼号，奋力纠正中共的弊端、促进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

对比中共“两头真”人物，习近平这一类顽固派平庸官僚彻头彻尾的虚伪显得特别丑陋不堪。习近平最初加入共产党，就是一场虚伪的表演。1953年习近平出生于特权环境中，其父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秘书长，并在几年后升任副总理。习近平幼年生活上享受高墙之内的高干家庭特供，教育上被送到为高干子弟开设的北京八一学校就读。但是好景不长。1962年习仲勋被指控为陕北帮反党集团的头目，借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被革职查办，遭受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

年仅9岁的习近平沦为“黑帮子弟”、“狗崽子”，心灵遭受严重创伤。他曾经反抗过，但反抗的失败塑造了他的终生虚伪。1966年文革之初，他自以为他也有资格投身革命。但他在红卫兵运动中很快就被收监，关进少年犯管教所。他不堪其辱，潜逃回家，却被其母齐心送回少管所。齐心此举不近人情，但她坚定认为这是保护家庭和习近平的明智之举。延安小朝廷建立之后，有一批来自殷实之家的女青年看好红朝前景，勇拿青春赌明天，背叛家庭而以小妾身份委身中共革命干部。齐心是其中佼佼者，深谙以曲求申之道。1944年齐心以18岁幼龄嫁给已婚中年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此后亲身经历延安整风以来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血腥历史，早已在世态炎凉中练就了特殊的生存之道。1969年16岁时习近平被送到陕西农村插队，他进行了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抗。他不堪其苦而逃回北京，又被北京公安抓到学习班再次受管教。其母齐心再次对他进行更为深入的劝导，习近平终于彻底认怂，认定反抗是下策，唯有逆来顺受、积极加入中共，才有翻身机会。于是他带着新的愿景返回陕西农村，将自己装扮成一个被彻底改造好的新人，埋头苦干，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于1972年加入共青团，写了10份申请书于1974年加入共产党。党终于接受了习近平所表出来的忠诚，习近平也就从此带着对权力无限崇拜，以献身于党、充当党的驯服工具换取统治人民的特权，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有意识地将他们父子在中共统治下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难，当成封官晋爵的政治资本。

1974年入了党并立即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并不真的要“扎根农村”。1975年他便通过后门入读与他的能力完全不相符的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基本有机合成专业。1979年毕业后通过后门担任与他的专业完全不相符的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1982年他再次通过后门空降到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以便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开拓更广阔的仕途。已经当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还专门写信给河北省委书记，要求特别关照习近平。当时过分趾高气昂的习近平在河北官场碰了钉子，从此又学会了韬晦之术，后来在福建、浙江等地当官时以谦卑姿态巴结能够帮助他仕途高升的上峰及中共元老，终于登顶中共党魁。

小人得志、入承大宝之后，习近平的虚伪表演也登峰造极。他早就丧失了良知和基本的真诚，不是运用他所得到的权力纠正和废止给他们父子以及广大中国人民带来大灾大难的共产主义极权专制制度，而是竭尽全力复辟和巩固这种邪恶制度，垂死挣扎、倒行逆施、无恶不作。所有大独裁者都是权迷心窍的魔怪，也都为了巩固和扩大其权力而编造自欺欺人的宏大叙事和宏伟目标。斯大林的宏大叙事和宏伟目标是建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并将红旗插遍全球，希特勒的宏大叙事和宏伟目标是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并优化整个人类，毛泽东的宏大叙事和宏伟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解放第三世界并将红旗插遍全球。习近平本是平庸小丑，却也依样画葫芦，在登基之后装神弄鬼、制造个人崇拜，将他装扮成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并且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民领袖”。

20世纪80年代，“两头真”的中共党内温和派、开明派和改革派，曾与中国民间的自由民主力量一起共同推动中国朝着开放、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共党内顽固派在政权危机时刻不愿顺应历史潮流放弃权力，而是不惜血流成河而大开杀戒，通过六四屠城打断了中国像苏联东欧一样结束共产主义极权党国的历史进程。六四屠城之后，诸多“两头真”人物并没有偃旗息鼓。他们审时度势，并没有与中共彻底决裂而当烈士，而是忍辱负重，前赴后继、坚韧战斗而寻机待变。可惜颜色革命迟迟没有破局、转型大潮迟迟没有到来，中共“两头真”人物和体制内外诸多自由民主人士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不断被沤烂。岁月无情，随着鲍彤和阎明复最近相继离世，本就花果凋零的中共党“两头真”前辈已告别历史。习近平等极权主义者重新激活极权机制和极权思想，正在肆虐神州大地、戕害中国与世界。已天下苍生为念的中国仁人志士急需调动体制内外一切潜在的社会力量，联手结束中共暴政、实现宪政民主转型。

（全文转自光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