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开始了……

自从美国章家墩2001年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毁》一书以来，有关中国经济是否崩毁的讨论当时马上成为学术圈讨论的热门话题。2008年的中国奥运会一度使得章嘉顿的中国崩毁论黯然失色，与此同时的美国次贷危机却给人以美国与中国时空互换的大国地位变化之感。至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学术圈内鲜有人再提中国崩毁论，代之于中国何时超过美国的讨论。

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出现了下行的趋势。而后，特别是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出现诸多问题，中国开始预防灰犀牛和黑天鹅。2021年，经过习近平的一系列新政，中国经济突然灾难性下行，但这些经济上的逐渐发酵并无给全中国国民以直面的感同身受。直到2022年，动态清零在上海的封城，中国少数几个上交财政收入大户上海的停摆，再加上多地“烂尾楼”和银行拒付存款事件，才将多年积累的经济弊病雪崩式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十多年前，中国曾经爆发过一场“后发优势论”与“后发劣势论”的争论，争论的主角是林毅夫和杨小凯。林毅夫的主要观点是，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不应该重复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漫长研发道路，可以通过快速引进，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管是购买还是“抄袭”，“拿来为我所用”，以节约时间和成本，抄“近道”快速发展，后来居上。要做好这一切，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战略。

杨小凯并不否定“后发”的优势，但杨强调，如果只是一味奉行“拿来主义”，从而忽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技术研发，那就只能永远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跑，受人控制。所以杨主张把两种后发理论放在一起看，不要在尝到“后发优势”的甜头之后，迷恋上瘾，甚至误以为自己原本落后的体制和腐朽文化一下子“先进”起来。若是，恰恰中了“后发劣势”的邪。所以，杨更强调，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偏重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模仿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这就是“后发”的劣势。

“后发优势论”与“后发劣势论”在美国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早有论述，林杨二人只是拿来在当时的中国做了引伸和具体化表述。作为两种学术理论，各有千秋。但在中国当时环境下，中国政府恰恰兴趣在不触动本身原有应该改变的制度下，直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于是，在中国教育部的批示下，中国高校不能提及“后发劣势论”，更不能允许讨论，因为高层认为，那是“海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四项基本原则和发展战略的“变相攻击”，“后发优势论”则成为中国高校教科书的金科玉律。不但经济系学生耳熟能详，其它专业的学生也必须牢记在心，更获得中国高层的赏识。在中共醉心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谓制度优势下，“后发优势论”直接上升为中共可以赶超西方的弯道超车基本经济发展战略。

至于杨小凯提到的后发国家赶超中所必须注意的制度模仿，有些学者据此曾言，只有先进行政治改革，才能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苏东解体后不同国家政治转型的不同结果和各自国家经济改革发展的比较，为后发国家的制度模仿提供了多样化解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孰先孰后，很难概括为一种普遍模式。但是中国的发展模式走到今天的困境，却使我们更多地看到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严重弊病以及更深领会后发国家发展的”魔咒“。

现在回过头来看二十年多前林杨两位争论的实践后果，中国一开始的向西方拿来主义，还是遵守了商业平等法则。但一旦中国人熟悉了西方的商业法则，他们并非是像西方同行一样遵守制约双方的商业规则，而是利用商业规则中的灰色地带，或者是公然违背契约精神，将学习变成“抄袭”，购买变成“偷窃”，引进变成“留下买路钱”。其对商业平等精神的违背，集中表现在加入WTO10多年后不仅没有完成当时的承诺，更可以追溯到当初时的承诺仅仅是为了得到批准的权益之计，而非对契约精神的尊重。一场互为平等的贸易行为，最终演变成世界各国纷纷对中国不平等贸易的指责，直至最终引发川普向中国开启贸易战。

如果对中国四十年改开路程做一最简洁梳理，那就是对内大搞土木工程，对外廉价出口。西方各国是私有制，成本核算和资金来源限制了国家和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投资规模。中国的国家混合资本主义在种种违规利己主义指导下，依靠引进的国外资本和本国不计后果的银行信贷，催生了中国短短几十年的土木建筑繁荣。WTO的加入，又为低价劳动力成本制造的廉价出口商品，创造了占领世界市场份额的绝好佳机，这种结果迅速缩短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中国这种弯道超车的发展战略除了在对外方面造成和西方各国的紧张关系，在对内经济发展方面即是 过分依赖房地产。根据世界银行今年6月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分析报告，一般发达国家房地产投资比重是5%，超过10%就是畸形化。而中国从2003年的3%到2014年的14.8%，至2021年仍是12.9%。因为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房地产就是圈地卖地，运作简单，收入来的快,也保赚不亏。政府有收入，官员有回扣，发展商有利益，百姓有屋住，皆大欢喜。加之中央集权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专制体制，这几十年的房地产发展可谓风生水起，买卖兴隆。中国经济增长25%来自房地产及其供应链的各类活动，政府财政收入30%来自房地产，居民的财富88%来自房地产。房地产的兴旺，不但是中国政府片面发展房地产的畸形结果，也是这几十年吸收中国政府超发货币的一个最重要的蓄水池，其直接体现就是房价飞涨，更是许多西方人士从中国城市景观迅速改变，转而认为中国经济强盛并向共产中国顶礼膜拜的病因。

如今，从去年的恒大房地产债务危机到今天多地大面积烂尾楼和“集体停贷”以及多数城市房价的下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已经成为现实。接下来，人们将关注这股房地产危机是否会导致向房地产输血的金融业。至于“动态清零”政策引起的经济大规模停顿，重点不在于一旦“动态清零”政策结束，经济就理所当然恢复。问题在于一个疾病缠身的经济体的突然停顿将会引爆原先就处处埋藏的经济地雷，从而导致经济的全面下滑。如同一辆运行在轨道上的高速列车的突然停顿，即会使整列车箱冲撞、扭曲、出轨和翻车。社会经济的运行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绝非短期内可以恢复。

2017年，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和程晓农出书，中国将处于“溃而不崩”模式。“溃”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步同时造成了种种经济、环境、社会、政治溃烂。“崩”是指共产党政权至少在十年内还不会崩毁。多年前，现为台湾大学教授的前八十年代京城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曾言，中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省份有盈余，中国经济就不会垮。上述预测都为中国经济发展留有余地，但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均属共识。

历史叙述中谈到某个历史时期的危机，常常以某个事件的爆发作为危机的起点，因为这种突发事件有着历史发展中导致的不同结果。实际生活中，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存在和发生着同危机爆发时相同的事，只不过远没有达到危机爆发后引起的全社会震动效因。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已是处在一个危机到来的过程中，至于这个危机的真正爆发是在何时和引起多大的风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非一个学术命题。

1978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四十年，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周期运行，从无经历过重大下行。此波中国经济下行，从经济发展的周期看，也许是中国这种混合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的开始，过后得以恢复。但能否复原到原有的速度特别是将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并走出经济怪圈以保持合理的运行，调整的周期有多长，无人知晓。另一种可能是中国经济将陷入一种不断用新债务的投资去缓解旧债务困境的循环之中，高速度将成为昨日黄花，永无可能，走不出中国经济的怪圈将成为新长态，这也是目前中国政府仍在采取的仅有之策。至于超越美国的野心，恐怕也只能成为一种功亏一篑的望洋兴叹。

世界发展史上，曾出现多个辉煌帝国。帝国的建成需要几个世纪，但帝国的毁灭往往只是一瞬间事件的产生。中国改开四十年产生的经济体量直达世界第二，也助长了国人冲顶中华帝国的梦想。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导致经济本身内在发展矛盾的激化，再加上习近平在政治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一系列误判的加速，改开四十年积累的成果毁于一旦并非天方夜谭。在这个意义上，判断2022年发生的一系列经济信号，可以说中国经济严重下行灾难性后果的时间开始了……。